要更好地呵護公共精神，就需要完善“法治生活”。今年9月1日，中國首部慈善法開始施行。然而，現實總是在超前處、交叉處給出考題。恰如慈善法專家指出的，幫助羅爾營銷的某公司可能因為“非法募捐”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羅爾通過個人公號“賣文”打賞屬於個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調整。個人求助和個人募捐，究竟應該如何清晰界定？公募主體的界定、公募行為的規範，如何究竟應該如何對接信息社會？
羅爾求助的故事當然還沒結束。對於很多獻了愛心的人而言，他們更在關心愛心的保障機制：既然新聞能很快反轉，愛心不能撤回嗎？多餘的錢怎麼辦？1分錢也是愛，贈與1元也是贈與。打賞者能否根據合同法中“受贈人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行使撤銷權撤銷打賞？微信平台能否根據《微信公衆平台贊賞功能使用協議》認定羅爾“隱瞞真相以誤導、欺騙他人”凍結賬戶？顯然，新媒體時代的愛心，需要接力，更需要細致的規則和機制保障。
而問題出現之處，也正是改進可及之處。民政部門若能及時介入，把羅爾事件做成經典判例，無疑是對公衆愛心、民間慈善“可持續發展”的保護；而社交平台的募捐規範、信息審核，同樣可以以此為契機，建章立制、調整改善。
在公共生活中，涵養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規則與制度。唯有這樣，才不會讓公衆的愛心，在一次次的“狼來了”中被消磨殆盡。（來源：人民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