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印象裡，後來多次被問及的糧食經營許可證，之前無論收糧、運糧還是賣糧路上“一直沒人要過”；被工商局審查後，他也曾嘗試辦理，但因沒有足够的啓動資金和固定的倉儲條件，“根本辦不了”。
更重要的是，王力軍認為，住著80多戶村民的白腦包鎮永勝村，雖然收玉米的只他一個，但附近也有不少人做著同樣或類似的生意，“能出什麼事情？”
一審判決下達的前一天，臨河區社區矯正領導小組受臨河區人民法院委托，還曾對他進行了調查評估。這份評估意見指出，“王力軍平時表現很好，為人和善、友好，鄰裡相處和睦，此前無違紀違法行為記錄，這次犯法是因為法律知識欠缺。”
幾乎在受到處罰的第一時間，他便上繳了2萬元罰款和6000元的獲利。在和“法”沾邊兒的機關單位裡就職的親戚早前告訴他，要判刑八九不離十。為了減輕處理，他便去自首，但王力軍越來越迷惑，自己這樣“到底算不算犯罪”？
實際上，當時的一審律師認為，王力軍的判決已算樂觀。加上家中的經濟條件所迫，他壓根兒沒想過上訴。
家人對突然戴上了“罪犯”帽子的王力軍更多是有心無力：除了身在外地的女兒，其他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和當地村民一樣，大多只曉得王力軍是因為“搞玉米搞出了事情，可能要落罪名”，但他們無法判斷這到底有沒有違反法律，更不知道誰能作出權威的界定。
最高法指示對此案進行再次審理
2016年12月29日，王力軍從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到了最高法的再審決定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