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滴滴整改第一夜，擁有1.5萬輛出租車的成都卻讓市民在深夜出行遭遇了打車難尷尬。據媒體報道，深夜，在九眼橋附近聚集了一大批打不到車的人，出租車開始不再打表，轉而喊價；有人還給熟識的黑車司機打電話，“我幫你找個活兒……”。無望之後，一些市民改為接受高價拼車。不僅成都，全國多個大城市的繁華地段亦出現了此種狀況。
有網友因此戲謔道，“恭喜你們，重新回到打車難、司機繞路甚至不打表的年代！”其實，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夜班族等“夜貓子”，因為他們在經過一天的工作勞累後又陷入打車難的煩憂之中。在經歷過網約車平台帶來的打車便捷之後再回到打車難時代，這會是民衆難以接受的現實。
所以，在這一波輿情中，我們也看到了真實的民意訴求——民衆既希望網約車安全，也需要網約車帶來的便利。很少有人願意退回到只有出租車的時代。
對網約車平台的整改，目的是要讓網約車平台有能力做到“把乘客安全放在首位”，但整改的目的當然還是要保障市民的出行便利。否則光有安全，卻無便利之宜，整改便失去了其應有之義。民衆對網約車的需求其實是魚與熊掌得兼，既便利又安全。
如此看來，整改還需相關部門和網約車平台全力以赴，快馬加鞭，盡快還市民以安全基礎上的出行便利。這需要網約車平台擔起責任，不可心存僥幸，同時，也需要相關監管部門通力合作，搭建共同的安全出行網絡平台。因為出行安全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服務，而相關部門的監管同樣也應該服務於民衆出行便利這個大前提。
當此之時，無論是網約車平台還是監管部門，都應該反思的問題是，怎樣讓一種新經濟、新模式最大化地服務於公共利益？無論是網約車企業此前對安全的忽視，對地方查緝違法運營車輛的消極抵制，還是一些地方政府對網約車政策的各種苛刻要求，都非正常狀態。這種監管與被監管對象之間持續多年的混亂與緊張關系，在很多行業都是罕見的。
在網約車領域，最怕的就是企業與相關政府部門之間信任稀薄，而最終為此買單的卻是公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