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輿論對晉安檢方的法律判斷表示理解、支持甚至贊賞。然而，晉安警方也同樣表現出了自己的“堅持”。在“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晉安檢方駁回後，仍然“不忘初心”，改變一下罪名，以“過失致人重傷”為由將趙宇移送晉安檢方。
別把“應付”當“回應”
晉安警方的“堅持”，受到社會公衆及公共輿論的強烈質疑。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傳統大衆媒體，有關此案的討論、困惑、非議等，使輿情得以生成、發展和蔓延。與此同時，輿情走向也由一起個案是否公平轉向了對中國司法現狀的悲觀情緒。甚至有人斷言，刑拘趙宇一事，是昆山“反殺案”後法治建設的一次明顯倒退，是對見義勇為的價值觀的一次重大打擊，是讓公衆感到絕望的“惡的示範”。
輿情壓力之下，福州警方連忙釋放出重視輿情的信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福州警方回應稱，“輿情發生後，各級部門都在積極地應對處置”。放在平時，這一回應可能受到媒體的肯定與鼓勵，但在案件呈膠著狀態且無實質進展跡象之時，媒體的耐心早已消耗殆盡。人民日報海外版公號“俠客島”就率先對其當頭棒喝。
“俠客島”敏銳地抓住了這個回應的兩個漏洞：一、如果這事沒被媒體報道，沒有產生輿情，是不是就不積極應對？二、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當地警方“不是去調查真相，而是積極應對輿情”，顯然本末倒置。
其實還有另一個漏洞，即所謂“應對處置輿情”，究竟是積極“回應輿情”，還是消極“應付輿情”？對輿情的不同態度，反映出基層部門對輿情的不同認知。
輿情是個人以及公衆關於公共事務的情緒、意願、態度和意見的總和，是一種客觀現實的存在，無所謂好壞與正負，更不是“敵情”和“險情”。以昆山“反殺案”輿情為例，表面看它給昆山警方施加了壓力。但從結果看，它發揮了“社會預警器”的功能，維護了人民群衆的得益，促進了司法公平，增進了社會公衆對中國法治的信心。
通常情形下，“應對處置輿情”或多或少都含有消極地應付、對付、搞定輿情的意思。相比過去回避輿情、漠視輿情，即便是應付、對付輿情，都表明重視了輿情，這也是一種進步。但僅有重視是不够的，還應從消極變成積極，從被動變為主動，正視輿情中的核心訴求，著力解決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