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捷還分析稱，“此外，上述情況的出現還與時任縣級地方官員的不當政績觀有關。最典型的就是時任獨山縣縣委書記的潘志立，現在已經受到處分。一個每年財政收入還不到10億的貧困縣，脫離現實通過幾十個融資平台借了幾百億的債務，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多數沒有收益，也無法產生現金流和稅收收入，最終錢還不上就會出問題。”
自2015年後，財政部開始嚴格規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行為，上述情況因此得到大幅改善。下一步，毛捷認為，清理規範融資平台公司及其相關債務、加快推進融資平台公司市場化轉型，是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關鍵舉措。
正如毛捷所分析，地方政府因為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而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以國有資產為抵押或以儲備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而進行的盲目舉債是地方隱性債務的重要成分，隱藏極大債務風險。
事實上，國務院層面自2014年起就陸續發布一系列文件約束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不規範行為，如《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43號文”)、《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50號文”)、《關於堅決制止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融資的通知》(“87號文”)等，通過“開前門堵後門”治理，目前地方政府舉債已逐步規範。
其間，伴隨中央不斷加強對地方違法違規舉債行為的監管，貴州地方政府的違規舉債事件也不斷爆出。如2017年12月，財政部公布的《貴州省處理部分市縣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嚴肅財經紀律》顯示，貴州黔東南州鎮遠縣、銅仁市碧江區、遵義市匯川區、黔東南州凱裡市、黔西南州興義市等5地有關責任人受到問責處理。
再如，2018年9月，審計署公布2018年第48號公告，發現貴州省納雍縣人民政府在2017年通過貴州省雍泰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責任公司取得信托貸款4億元，統一安排用於農村飲用水等項目建設，并承諾上述貸款由財政資金償還，形成政府隱性債務4億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