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過去了，病毒不再動輒要命了，我們心中也十分有數了。我們擁有了疫苗，防疫體系更加致密；我們能治愈絕大多數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患者，國內外頂尖醫學專家反複告訴我們，康複者不具有傳染性。
此時，對新冠病毒感染者，無論核酸檢測正值陽性還是已經轉陰的，人們的態度變成諸多因素複雜糾纏、動態變化的機體，“歧視”則變成一種社會問題。
事實上，恐懼誕生於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其本身并不構成歧視。但因所謂恐懼，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權利，就不光是歧不歧視的問題了，更是違不違法的問題。
我國勞動法第十二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別看該法條只列出了4種情況，但它體現了國家法治層面消除“就業歧視”的根本性原則。此外，就業促進法第三十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
也別老拿“防疫”說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
再細化一點，早在2020年4月，最高法就在《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幹問題的指導意見》中指出，用人單位僅以勞動者是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無症狀感染者、被依法隔離人員，或者勞動者來自疫情相對嚴重的地區為由主張解除勞動關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社部也曾下發通知，明確規定對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觸者，企業不得以此為由解除勞動合同。
更何況，當“患者”已成過去時，“陽”變成了“陰”，就不該是陰霾的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