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以來，美國一直在尋找對華政策新的立足點。美國內各派政治力量、各類民間團體、各種官方半官方機構，都認為自己有義務就中國問題指手劃腳。雖然研究團體、學術機構不時推出各種關於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前景的可怕而矛盾的預測，但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對華新政策一直沒找到——中國威脅論、崩潰論的影響面日見收窄；但“利益攸關方”的觀點也隨著佐力克的離去黯然失色。這種情況下，維持現狀就成了最好的政策。在經濟領域，美國實際上接受了“順差在中國、利益在美國”、“美在華跨國公司是最大獲益者”等中方極力主張的雙贏觀點，容忍了對華高額逆差格局，接受了人民幣緩慢升值局面。
如果未來美在對華政治關係上維持現狀，則經濟交往的格局將延續，直至發生兩個重要的拐點：一是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取得實質性效果，與美國的主導產業展開競爭。美國願意接受一個生產襯衣、玩具的順差國，但無法容忍一個出口大型客機、晶片、軍用飛機的對手。屆時，美國國會中現有經貿類利益集團將分化瓦解，受衝擊行業將同原有勞工類、意識形態類集團攜手，像上世紀八十年代對付日本一樣，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對中國不依不饒。
二是中國外匯儲備資金回流美國的資金鏈斷裂，不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提供低成本融資。低成本國外美元的流入，是美國貿易逆差格局得以維持的關鍵。近來有觀點認為，中國外匯儲備減持數千億美國國債等美元產品，似乎對美國影響不大。此判斷未免過於樂觀。因為市場對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組合的變動高度敏感，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組合的變化，必然引起市場的跟風操作。集體拋出美元產品很可能對美國經濟、美元的國際地位帶來巨大影響。
以上兩個事件將分別從產業和金融層面觸及美國的核心利益。屆時，美國對華政治將服務於經濟利益的要求，而不是像目前這樣，經濟利益服從於政治格局。
中方被動應對美施壓局面已改變
以下三方面因素顯著提升了中方的對話地位：
一是除了人民幣匯率問題，雙方還可以談談美元的匯率問題。擁有產業背景的財長向來主張通過弱勢美元提升美國產業競爭力；華爾街出身的財長向來主張通過強勢美元維護美國的金融利益。去年以來，美元的國際地位漸趨下降。俄羅斯、伊朗等國採取了對外貿易用歐元結算、官方外匯資產組合中包含更多歐元資產等多項“非美元化”措施。這些措施已經起到了追捧歐元、壓制美元的作用。與一次性大幅升值相比，人民幣穩步升值實際上維持了中國對美元的需求，在客觀上起到了支持美元國際地位的作用。鑒於中國經濟金融調控體系自身的脆弱性，即使未來人民幣實現區域化，也必然需要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用於人民幣信用的背書。因此，雙方可以將人民幣升值問題與美元貶值問題放在一起討論。
二是除了中國的金融開放，雙方還可以談談美國的金融市場准入狀況。隨著去年12月11日加入WTO過渡期結束，中國金融服務領域開放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目前，十幾家美資銀行在中國開設了一百多家分支行及代表處。早在2004年底，中國就對外資保險公司取消了地域限制，外資在國內可開展除法定保險以外的全部業務。反觀美國，在銀行、保險等領域的開放程度低得難以置信。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等中資銀行申請在美國設立營業機構多次被美方拒絕。美聯儲等監管機構從母國綜合並表監管、資本充足率及不良資產率、資訊披露、反洗錢措施等方面提出各種各樣的限制條件。在保險業方面，美國許多州規定，外國保險公司在沒有准入立法的州經營保險業務，要以先在其他州有商業存在為前提。許多州規定，除非外國保險公司已被其他州批准，否則不得在本州內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這實際上剝奪了外國保險公司進入的機會。雖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金融企業不可能對美國大量投資，但進入美國市場畢竟是中方的權力。美方沒有理由在壓中國市場開放的同時，以國內法、聯邦分權為理由，關閉本國市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