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認知不確定決定了戰略調整難以到位
基於世界全面轉型和國際格局深刻轉換的前景充滿不確定性，以及中美對世界以及對彼此的戰略認知難以明確並且存在不小的落差，所以中美和其他主要國家一樣，為了更好地因應大變局可能帶來的未知風險，確保各自在未來新格局中的戰略利益安全，不得不採取多方下注的謹慎的戰略準備，全面調整在短期內難以到位。
特別是美國作為現存國際體系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儘管從總體上看，其相對於自身在世紀之交的頂峰時期已經明顯下降，它與其他大國的綜合實力差距相對於過去也持續縮小，其國際地位和對國際體系的操控力勢必繼續下降，但它作為“一超”的綜合實力和首要態勢依然突出，而且仍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美國多數戰略家和政治家對此深信不移，他們公開表達對美國衰落和淪為世界第二的擔心，在相當程度上是美國人危機意識強的表現，表明他們已經開始認真思考如何防止和扭轉這種危機局面，至少設法延遲這種下滑趨勢，最大限度地保持其既得利益。
經過奧巴馬執政一年的探索和調整，美國的戰略已經顯現，那就是對內在加強金融監管、對汽車等傳統產業進行“再工業化”、推進醫療改革和增加就業的同時，謀求在新能源、新網路等新技術和新產業方面的新優勢，力圖實現經濟發展的“再平衡”；對外開啟接觸與合作時代，既重新塑造與歐、日、韓、澳等傳統盟友的關係，又推進與中、俄、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的關係，促進合作和減少競爭，使“多極世界”轉變為“多夥伴世界”。如果這個戰略得到實現，那美國在保持既有優勢的同時又獲得了新的優勢，不僅可以繼續保持其領導地位，避免地位被進一步均衡化而變成多極之一，而且有可能實現霸權的轉型和重生。
這樣一個以在動盪世界中繼續維護霸權為目的且新舊並存的過渡性戰略，決定了美國對中國在心態上依然是居高臨下，類似于資深領導面對可能被提拔者的心態，儘管放低身段甚至顯得隨和一些，卻是迫不得已而為之，而非面對現實的主動承讓；內心深處的、習慣性的霸權的傲慢依然如故，不可能發生重大改變。對華戰略的核心則是確保全球問題成為美中關係的中心議題，要求中國提供配合甚至是超越中國發展階段和行為能力的幫助，同時又要把兩國全球性問題的合作與雙邊在臺灣、西藏、人民幣匯率和貿易等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的分歧、爭端加以區隔。奧巴馬在成功訪華並表示要把中美積極合作全面關係推向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合作夥伴關係之後，又宣佈對台售武、接見達賴、壓人民幣升值，正是上述戰略思路的實踐驗證。站在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但這種既要尋求合作又不解決爭端，既要尋求幫助應對眼前困難又下不了戰略決心與過去決裂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眼前而放棄長遠，是缺少戰略眼光和戰略思維的表現。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儘管中國正在走向全球，中美關係也越來越超越雙邊快速向全球擴展，中國的對外戰略視野和觸角從周邊向全球延伸，但國際影響的擴大和全球性利益的拓展尚未改變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地區大國的根本，也尚不足以促使中國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對外戰略，中國顯然不可能與美國保持同一步調或者隨美國起舞，更不可能把全球性問題作為對美關係的核心而不顧或者犧牲核心利益。因此，對於涉及主權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臺灣、西藏、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中國自然要堅決捍衛，絕不可以含糊退讓。美國在這些問題上冒犯和傷害中國，必然要影響到中美在全球性問題乃至其他方面的合作。
兩國關係的重要性決定雙方必須實現戰略超越
由此可以看出，中美雙方基於不同的站位、戰略關切和戰略取向，在相互戰略認知和戰略調整上各有自己的邏輯、存在明顯的錯位，戰略關切和戰略選擇的輕重緩急順序也大有不同甚至是根本性的差異。這些因素決定了在國際多極格局基本形成、中美分別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國的地位基本定格、相互認知考察得出結論、彼此關係基本確立甚至完成磨合之前，美國的對華戰略將難以完全調整到位或者實現重構，中美之間的戰略不協調、摩擦甚至衝撞將難以完全避免，甚至可能引發大的危機。在兩國戰略互信累積不足的情況下，這種不協調、摩擦和衝撞一再發生，勢必給相互戰略認知和戰略關係的重構造成嚴重障礙。
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存在某種魔咒而無法超越。而且，中美關係對於兩國、地區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這要求雙方必須努力超越局限。實際上，隨著世界進入後金融危機時代，中美兩國早已開始從戰略碰撞向戰略調整和戰略磨合的階段發展。如果兩國能夠從全球戰略的大視野出發，本著為世界轉型和國際格局轉換負責任的大局精神，拿出真正的戰略勇氣、充分施展中西方各有優長的戰略智慧，那雙方就有可能突破歷史上霸權更替的老路，在戰略層面開創新的局面。正如《北京共識》的提出者雷默所說，面對變化中的世界，中國需要改變，美國同樣需要改變。
從美國方面說，她需要從心態到理念再到戰略完全實現蛻變，拋棄“遏制”等過時的冷戰思維，改變利用中國或者在借助的同時加以防範的戰略。借助就是把中國納入美國所規劃的軌道，使中國的力量為美國所用，本質上也就變成了一種防範。當前尤為重要的是，奧巴馬政府必須放棄把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與雙邊重大分歧進行區隔並且促使中國加以接受的想法和實踐，相反從調整有關中國核心利益的政策著手，進而為中美在全球性問題上展開合作創造有力氣氛和條件。
從中國方面看，既要注重現實利益考量，更要著眼長遠；在堅決有力地捍衛核心利益的同時，也需顧及雙方在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因為這有助於拓展兩國的利益交匯點，強化聯繫兩國的紐帶，增進相互信任，進而逐步改變兩國關係的結構，並最終推動美國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調整政策。正如兩國在清潔煤炭技術和高速鐵路等方面的合作所展示的那樣，只要雙方尤其是美國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願意做出切實的努力，兩國就能尋找到更多新的支點和跳板，進而把中美積極全面合作關係發展為真正的夥伴關係。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5月號，總第14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