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還重視文獻的揭示工作，讓文獻流通起來，最大限度地提供服務。在《瞭望周刊》第26期的採訪中，任老講到北圖的經歷。他說清政府時北圖與其說是圖書館，不如說是個藏書樓。它真正向現代圖書館轉變是從蔡元培任館長時開始的。這種轉變的標誌就是由單純的收藏變為藏用結合，不僅僅是收藏，傳之後世，還要服務社會，服務當代。在2009年《中國圖書館學報》訪談中，任老在談到他任館長以來國圖的發展變化時說：“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過去我們館偏重文獻資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慮得少。我來之後，在努力扭轉，越是希見的東西，越要跟社會見面，不要鎖起來。重藏輕用的局面現在已經得到了改善。”因此他重視傳統文獻的揭示工作。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啟動時，他特意為工程題詞：“蘭台秘笈分身有術，宋刻元刊原貌長存。”贊許這一工程嘉惠學林。他還身體力行，任館長以後，領導了空前的古籍文獻整理工程，依托國圖的館藏，整理古代文獻。他歷時十餘年，以國家圖書館館藏《趙城金藏》為底本，主持編纂107卷《中華大藏經》。就在去世前，他還在主持規模達2億字的《中華大藏經續編》編纂工作。2004年，看到世界範圍內收藏的敦煌文獻都已陸續出版，而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卻由於經費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關部門：“今我國力日昌，倘若國家對此項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願意盡我九旬老人的綿薄之力，使這個項目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全部完成，還敦煌學界能完整使用資料的一個願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册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已陸續出版。此外，他生前還主持著《中華大典》的編纂和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讓國家圖書館珍貴的館藏得到社會的廣泛使用，任先生把此視為他作為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責任。任老有時和我講，他整理古代文獻，可以說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但是，這也是他作為館長的一份工作和責任。他預測，中華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可能要在20年後到來，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就是做一些文獻的積累和整理工作，為文化高峰期的到來打基礎。他還希望我也能組織人多做一些文獻整理的事情。
任老常常講，圖書館沒有讀者，就如同魚失於水，缺了存在的依據。國家館為普通讀者服務是天經地義。關鍵在於怎樣服務，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應該是人有我有，人無我更有。他在任館長期間，著眼於專藏閱覽室的建設。1987年，就在任老履職後的新館開館之際，設置了9個專藏閱覽室，主要有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出版物閱覽室、日本出版物閱覽室、圖書館學資料室、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室、國內資料閱覽室、美術資料閱覽室、軟科學資料閱覽室、國外大學指南閱覽室。1988年又開放了善本特藏閱覽室，1990年增設了少數民族語文文獻閱覽室，2001年設立博士論文專藏閱覽室，到2003年，共設專藏閱覽室16個。2009年，國家圖書館又增設了法律文獻研究中心和中國學文獻研究中心。現在看起來，這些專題閱覽室的建設，符合國家館需要的戰略性布局，突出了國家圖書館作為研究型圖書館的職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