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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統合的實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6-06 00:24:29  


 
  我們認為簡化字階段性任務的完成,應包含以下幾項適度調整。我們同意北京王寧先生、董琨先生的看法,首先,需要先調整三種問題最大的簡化字:一是“同音替代”,比如干犯、乾凈、幹部、主幹,都是用的同一個“幹”。二是“符號替代”,像是鄧的又部,燈的丁部,澄的登部,在繁體字中都是登,簡化之後,反而成了三個字。三是“草書楷化”,某些簡化字以草書代替正楷,然而,草書與楷書之間很多是不協調的。

  季旭生院長表示,這三種簡化的認定,還有寬嚴的問題,可以再討論。只要把這三種簡化字略作調整放寬,剩下的簡化字並不會造成文字論述時辨義的困難,那麼絕大多數的人仍然可以照樣寫簡化字,不必改變。對於要與傳統文化接軌、認識傳統漢字、學習傳統文化,只要採取“識繁書簡”就可以解決了。認識繁體字其實並不難,尤其在傳媒、演藝歌唱事業高度發達的今天,很多人看電視、學唱歌就已經足夠認識繁體字了。認得繁體字,能跟傳統文化接軌,才能吸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才能體會到身為一個強大的文明古國的驕傲。繁簡兼收,有容乃大,這才是一個泱泱大國的氣象。

  如果只要改157個不合理的簡體字,就可以讓兩岸文字趨同,北京何樂不為呢?如果能夠同意未來在商業市場上讓繁簡並存,提升人民對於傳統中國文字的瞭解,對於增加兩岸人民對於文字的共同認同必有助益,北京是否可以為了民族的長遠發展而願意做修正呢?

  至於在歷史記憶方面,兩岸從1949年起分治,隨即陷入國共內戰體制,在“共匪”與“蔣幫”的教育下,兩岸對於彼此的經驗是陌生的,政治方面的對峙使得兩岸在政治認同上產生隔閡。1987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交流開始啟動,看似有了增加彼此認同的機會,可是,隔著台灣的政治發展,近十餘年來,台灣教科書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史與中國史區隔對待。整個台灣史是以被殖民主義的論述所籠罩,把荷蘭、明鄭、清、日本、乃至中國國民黨都視為外來政權。現在年輕的一輩,大多數在心裡認同上,已經是把“中國”與“台灣”視為兩個國家來看待,這不能不說是教科書也發揮了“潛移默化”的結果。(請參考謝大寧,〈國族建構與台灣前途未定〉,《中國評論》,2009年8月號)

  兩岸必須經過一個重新認識的階段,兩岸文化統合也包括如何共同重新詮釋中國現代史的進程。在這一方面,兩岸統合學會主張應該將兩岸目前的分治,歸因於中國百餘年來現代化的嘗試與角力所造成,雙方應該從彼此的成敗經驗中去回顧歷史與展望未來。在這一方面,兩岸統合學會將會在明年推出“百年中國一系列的文化認同工作,希望將“整個中國的現代化--1945年以前的試驗--台北政府的試驗--北京政府的試驗”做為範疇,透過檢討與反省來重構兩岸的重疊認同。(這一部分請容後再專文論述。)

  “美麗浪花、磊磊暗礁”可以用來形容物質性交流頻繁,但是文化交流卻相對貧乏的2009年兩岸關係。我們深信,文化認同工作是兩岸認同的核心,兩岸和平發展不可能只是建立經貿交流上,而應推動全方面的文化、教育交流,透過大學聯盟或共同體,促使兩岸文化認同得以有堅固的基礎。

  貨幣統合

  目前兩岸金融方面的合作,均是以如何節省交易成本,或是方便兩岸金融合作做為思考,而沒有跨越到心理認同的考量。貨幣基本上是一個認同的象徵,從“歐元”的發行來看,歐洲的菁英不僅希望透過歐元可以讓成員節省交易成本、增加競爭力,也可以讓歐元成員歐洲一體化的象徵。

  歐元經過了一段漫長時間的蘊釀與推動,終獲實踐。為了促進兩岸的認同,兩岸更應該早些規劃“華元”(Chinese Dollar)未來的可行性。在《論兩岸統合的路徑》一文中,筆者提出了“華元”的概念,以做為兩岸(可包括港澳)現有貨幣外的“第三貨幣”。“華元”可分三個階段推動,第一階段“華元”以“中華貨幣單位”(Chinese Currency Unit,CCU)的身份出現,僅用在企業間報價、結算,貨幣清算,以節省交易成本,第二階段推展消費使用,從“中華貨幣單位”晉升為“華元”,成為第三種貨幣,與兩岸(可包括港澳)現有貨幣共同使用。第三階段則是仿照歐洲使用共同的貨幣,使用單一“華元”。

  有不少朋友認為兩岸還沒有到推動“華元”的階段,其實,學術界對於如何建立貨幣統合的路徑亦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種是最傳統的看法,認為應採循序漸進的路徑。巴拉薩(Bela Balassa)提出了從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到第五個完全經濟整合的階段(成員間的經濟、金融、財政等政策完全統合,並成立超國家機構)。這個路徑是歐洲聯盟所採行的路徑。

  第二種看法是,只需成立關稅同盟即可建構貨幣聯盟,但需同時進行貨幣整合,可先由建立區域流動基金(Regional Liquidity Fund)與區域貨幣體系而達到貨幣聯盟。

  第三種看法認為,基於貨幣聯盟可以對貿易帶來很大的助益,這些助益足可抵消因喪失匯率與貨幣自主所帶來的成本,國家甚至可以基於此一利益即可成立共同通貨。換言之,他們並不贊同孟代爾(Robert A.Mundell)為代表的“最適貨幣區”(Optimal Currency Areas)學派的觀點,即形成最適貨幣區的條件通常是以不需調整匯率或貨幣政策,而以其他方式即可回復經濟均衡與因應衝擊的條件為主的說法,這些學者認為,為了獲取巨大的貿易利益,貨幣聯盟可以不需要經過貿易整合階段,在為達促進貿易目的之假設前提下成立。除了促進貿易之外,其他原因(例如解決通膨問題)也可以成為直接進入貨幣聯盟的理由。第三條路也有案例,例如巴拿馬、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及一些加勒比海島國,他們均加入“美元區”,採用美元為國家貨幣。這些中南美小國不顧喪失匯率與貨幣政策自主所需付出的成本,跳過貿易整合階段,直接採用美元為國家貨幣,主要目的是為了穩定幣值,降低幾乎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率。

  以上三種路徑,以第一條路徑所需時間最長,其次為第二條,需時最短的為第三條路徑。然而,以現實面來看,雖然第一條路已有歐盟此一真實的案例,第三條路同樣也有真實案例支持。美元區的成立告訴我們,即使如傳統最適貨幣區理論所言,直接進入貨幣聯盟將會付出相當的代價,但當成立貨幣聯盟帶來的利益高過此一代價時,國家還是會決定成立或加入貨幣聯盟。

  對於兩岸而言,目前對於貨幣統合的立場採第一條傳統的路線。也就是先透過兩岸經濟整合仍然帶動金融整合。在金融方面的思維是,在人民幣完全開放自由兌換前,先逐步實現人民幣、港幣、澳幣和新台幣有條件的自由兌換,便利兩岸四地的投資貿易。在兩岸共同市場發展成熟後,再逐步實現貨幣的統合。換言之,金融的統合是放在經濟統合之後。

  近年來,基於歐元成功的推動,亞洲地區也有“亞元”的倡議,但是由亞洲國家無論在社會結構、民族特性、經濟發展、歷史認知等方面仍有很大的距離,因此,總是停留在口頭表述階段,不要說推動,連討論的空間似乎都沒有。但是,兩岸四地不同,兩岸四地的同質性較東亞區域為高,甚而也較之歐洲為密。除了單一的政治因素以外,幾乎不存在著其他因素。

  對於兩岸與港澳而言,在思考兩岸貨幣統合時,與其他國家間的貨幣統合必然會有意義上的不同。基於貨幣為認同的重要象徵,兩岸四地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應該從如何透過貨幣統合來強化兩岸與華人社會對於整個中國的認同。從這個政治面與社會認同面的角度來看,兩岸可以綜合以上三條路徑,以三個階段推動“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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