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提升台灣在參與國際組織時層級的問題，特別是涉及台灣民生的一些方面，能否參照WHA的模式。有些是提高層級，比如APEC就是提高了，連戰去參加實際上就是提高了層級。
第三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其實台灣參加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比我們多，參加了2000多個。但是隨著大陸的發展，我們需要進入很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在進入的過程中就產生了摩擦。需要減少這些摩擦，讓台灣民眾有個很好的心態。我認為我們應該全面放開，因為非政府組織叫的名稱是各種各樣的，有的叫中國什麼什麼，有的叫台灣什麼什麼，有的叫國際什麼什麼，有的叫中華什麼什麼，這取決於參加的組織，你不能因為自己而讓人家改名。如果以後參加一些台灣沒有參加的組織，倒是可以建議使用中華台北。正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存在，所以它其實並不代表主權，既然是非官方的，為什麼不能夠放開呢？
在兩岸之間，國際空間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我跟台灣學者談到過，台灣人民能夠從政治談判中享受到的一個成果，就是擴大國際空間。而你不願意進行政治談判，又想享受成果，哪兒來呢？兩岸沒法談，因為根本就不願意談。不願意談就沒有談的渠道、平台、機制，也沒有談的可能性。說擴大國際空間，也不能就大陸說一聲，釋放善意就行了，總歸需要兩岸溝通，達成共識，現在的兩會是沒有被授權來談這個事情的。所以我說台灣人民面對的事情就很矛盾，那怎麼辦？只有等了。你們想好了，我們再來談。如果大家準備要談了，兩會下面可以設一個國際空間小組，先來進行一點對話。現在什麼都沒有，怎麼能夠做呢。
昨天參加會晤的還有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研究員倪永傑，所長助理、研究員朱愛莉，政治研究室主任陳鴻惠和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副祕書長孫英華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