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G20需要對自身的職能和願景做明確規劃。目前，G20有財長、央行行長會議和首腦峰會機制，但這些機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WB）等這些布雷頓森林體系核心組織的關係並沒有予以明確。
從政治的層面講，G20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權力分配。作為傳統的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組合，G20從一開始就面臨權力守成者與權力挑戰者如何相處這個經典難題。目前，傳統發達經濟體需要正視的一個問題是，它們在製造、生產、出口、貿易和投資方面延續了幾百年的優勢已經或正在被新興經濟體所超越。經濟權力決定政治權力，如果G20機制不能反映這個全球經濟權力變化的現實，其對全球經濟治理作用的發揮就會嚴重受到影響。
因此，無論是在未來G20本身的機制長效化過程中，還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傳統國際組織中，傳統發達國家都有必要在合理的範圍內把相應權力讓渡給新興經濟體。責任源於權力，一旦新興經濟體擁有與自身經濟能力相應的權力，就有理由承擔起相應的治理責任。進一步講，如果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權力分配更加明確與合理，G20機制走向長效化，在全球性問題治理上的全面政策協調也會相對更加容易達成。
從根本上說，G20何去何從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牽涉到的不但有各成員的國內政治鬥爭，更有成員間就權力與責任分擔產生的博弈。從戛納峰會期間歐美就要求中國援助歐洲的複雜態度以及中國政策考量的結果來看，G20圍繞權力鬥爭的複雜博弈還在後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