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調控缺乏法律規範
正是由於地方政府頻頻給房地產調控政策“鬆綁”，使得深受高房價折磨的公眾深感不滿，一時間“救市”成為禁語，甚至出現了“權力型房托”的說法。
根據媒體的總結，“權力型房托”的三大特征是：第一，其主體為地方政府官員；第二，其真正目的是堅守以高房價為依托的土地財政，但卻打著改善民生的幌子；第三，其操作策略是鑽中央樓市調控政策的空子，通過投機式蠶食的伎倆漸進消解中央樓市調控政策的威力。
尹中立認為，這一輪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2010年初高調出台時，市場同樣有這樣的預期，認為“儘管這次房地產調控力度史上最嚴厲，但持續時間不會太久”、“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離不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在這種預期的支配下，開發商面對政府的政策調控就顯得從容而淡定，它們寧願通過高利貸融資也不肯降價銷售，結果是房地產價格在政策出台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都十分堅挺，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經過政府多次表態“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後，房價才有所鬆動。
對此，喬新生認為，要想真正消除公眾的疑惑，切實讓調控落到實處，就應強調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法制化，這不是排斥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作用，更不是虛化政府的行政調控手段，而是強調房地產宏觀調控必須給社會各界以合理的預期，使房地產宏觀調控具有穩定性、強制性和可操作性。人們注意到，以往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出台之後，社會各界反應不一，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效果往往很快就被消解掉。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缺乏穩定性，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也沒有可操作性。
“當前我國在房地產市場調控領域已經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規範。但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在房地產宏觀調控方面，仍然缺乏基本的法律規範，無論是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還是物權法，都沒有從完善住房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制定具體的法律規範，立法部門應當制定住房保障法，把住房作為基本的公共產品，明確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夢想，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更加穩定和健康的房地產市場。”喬新生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