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如同影響兩岸傳統文化深刻的儒家思想，縱使許多觀點認為儒家是從義務的面向切入，但從辯證的角度來看，強調義務的同時，權利同時產生，亦即課以個人義務等於賦予他人權利，顯示權利與義務是相互存在的一體兩面。
上述權利與義務的辯證關係，正可作為兩岸內部民主運作的原則。例如台灣內部的憲政主義民主，在強調西方個體式的自由權利時，也需重視東方群體式的公共義務；至於大陸內部的社會主義民主，在強調社會和諧穩定的群眾義務時，也需重視人民漸進參與的個人權利。
如此的辯證關係發展，不但可以讓兩岸人民對於雙方的不同民主模式，有逐漸趨近的建構性認同，而且可以推展到兩岸互動時的行為準則。例如當台灣強調獨立自主時，也需存有大陸的一中原則堅持；當大陸強調兩岸同屬一中時，也需存有台灣的當家作主要求。
在彼此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舉凡國際空間、軍事互信、和平協議等高階政治議題，兩岸將可逐漸釋出善意的風向球，測試對方政府與民意的反映，推動兩岸從對手關係的洛克文化往朋友關係的康德文化前進。
事實上，在傳統深化而且民風純樸的南台灣，有著原初與大陸具備本質性認同的基礎；如果經濟利益能積極挹注，免於資源流動的邊緣化，加上政治善意能適時體現，免於相互猜忌的污名化，相信南台灣將能重塑與大陸和平發展的建構性認同。
五、結論
兩岸關係從1949年以來，歷經近50年軍事衝突、政治對峙的敵對“霍布斯文化”，好不容易在冷戰結束、經濟發展淩駕政治對抗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下，走向對手競爭的“洛克文化”。其中雖難免有齟齬而出現插槍走火的倒退，但總體而言仍走在和平穩定發展的正途；如今，和平的道路更逐漸引向朋友互助的“康德文化”。
揆諸兩岸人民的彼此認同，尤其是被認為與大陸有較大差異認知的南台灣，事實上和大陸有較早與較深的“本質性認同”，不過因為經濟與政治的認知變遷，出現異質的“建構性認同”，甚至隨著時間推演而有擴大差異之勢。
但只要堅持深化經濟利益與交流的相互依賴，政治權利與義務的同質性，鋪陳兩岸從低階政治的具體合作落實，到高階政治的善意風向磨合，則南台灣將可在經濟基礎互利發展，政治等上層建築相互尊重，與大陸營造出良好新形勢的建構性認同，甚至在南台灣人民熱情好客的天性下，有機會推動兩岸從互助合作的“朋友”關係，往休戚與共的“兄弟”關係前進。
（作者黃清賢為台灣的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助理教授、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台灣競爭力論壇南部中心執行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