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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謙指出，政府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中評社記者攝） |
何永謙：我想在這裡講“一個過程、兩個概念”。在協助梁振英撰寫政綱時，十一份政綱中，花最多功夫的就是經濟政策。其他政策在跟有關界別的人士談一兩次後，內容就大概成形，就算大家有不同意見，只是政治立場不同而已，一般來說討論兩、三周後便可撰寫初稿。但經濟政策卻不行，我們與不同界別的專家談過，足足花了兩個多月初稿才完工。在經濟政綱內，我們建議新一屆政府要“成立跨部門的經濟發展和統籌發展策略的機構”，進一步集思廣益。我希望在此次論壇上聽取更多專家的意見。下面談“兩個概念”。
一是政府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在70年代加入港府工作時，從來沒有在內部會議中聽說過政府應該“不干預經濟”。事實是，港府過去一直都在干預。以工業為例，如果不是政府的土地政策，當年何來將軍澳的重工業發展？以前政府清楚知道，土地發展可以帶動經濟及都市發展，所以成立一個高層的跨部門土地發展政策委員會，也有很積極的政策推動工業發展，從來沒有“不干預市場”這個概念。在居住方面，1954年成立房委會，1973年成立新的房委會，為香港一半居民提供居所，建了很多公屋和居屋。港人治港落實後，我在一次會議上，聽到一位高級官員說，為什麼政府要積極干預房屋市場？我當時聽了很吃驚。也就是說，過去十幾年，政府才突然改變了自己在經濟發展上的角色，著重“大市場、小政府”，盡可能不干預市場。
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經濟增長輸給東盟國家的平均增長率，這個數據令我們傷心。可見香港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我們認為，是政府的角色出了問題。梁振英的政綱裡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相信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需要扮演一個角色，但這不意味著政府要“代替”市場。大家都知道，市場是一個很有效的資源分配機制，但是政府可以扮演推動或輔助的作用。
第二個概念是“創富”和“均富”之間的關係。傳統上似乎認為兩者是矛盾的，事實並非如此。我說一個數據，過去幾年，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率與開支增長率和經濟發展速度，出現很大的落差。開支增長率落後於經濟增長率，而收入增長率則遠遠高於兩者。2003年至2010年，政府開支總額增加22.6%，GDP增長41.3%，財政收入增加了80.7%。其中，2008年至2010年，開支減少了2.9%，GDP升了1.5%，財政收入增加了18.4%。2005年至2007年，開支增加了0.7%，GDP升了19.9%，財政收入增加了45.1%。換言之，政府自2003年之後，年復一年的盈餘，但卻不願意增加經常性開支以改善服務。2011年至2012年，政府派糖600多億，盈餘600多億，也就是說，如果不派糖的話，盈餘竟有1300億，而全年支出僅2300多億，不合乎比例。
由此可見，香港政府無需加稅，也有足夠財力改善民生、增加福利。房屋方面，政府建了這麼多公屋、居屋，但近年從未花費一毛錢的經常開支，純粹是撥地給房委會，然後靠居屋賺的錢補貼公屋，這個模式很成功，可以持續。政府的津貼主要花在教育、醫療和福利方面。福利開支其實花的錢很少，舉個例子，我們了解到，僅僅每年多用20億，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社會福利服務不足的問題，包括安老院的輪候情況。可見政府絕對有財力改善民生，而不需要大幅加稅，打擊營商環境。
陳坤耀：港府的財政收入為什麼增加這麼快？主要是三個來源：一是房地產印花稅，二是股票印花稅，三是商業利得稅，利得稅非常集中，十幾個財團負擔了香港大部分利得稅。可見香港財政收入之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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