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強化日美同盟名義下推動軍力增長。儘管同盟本身是冷戰時代的產物，但為了強化同盟、增加其存在的理由，日本竭力標榜日美同盟的正當性和公益性。野田佳彥就任後在施政演說中明確提出，日美同盟不僅是日本安全保障和外交的最大資財，也是世界和平、繁榮的國際公共資財③，並從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做出強化日美同盟的舉措。尤其是“3.11”大地震後，日本對強化日美同盟的意願大幅增強。為凸顯日美同盟的軍事功能，展示日美“肩並肩”的密切合作，野田把美軍援助災區的舉動稱為“朋友作戰”，提出“必須深化、發展日美同盟”。④對日本來說，維護日美同盟不僅能保障國家安全，還可以獲得美國先進軍事技術，合法地發展軍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隨時根據國內政治需要，以同盟的要求為藉口，不斷突破軍事禁區，拓展活動空間。
顯然，今天的日本在安全理念上已經有別於過去。在當今日本社會多種安全觀當中，以宣揚在強化日美同盟框架下發揮日本“主體防禦戰略”的新防衛主義漸成主流，並開始滲入國家決策層。⑤據輿論調查顯示，日本人對其所處安全環境的憂慮感明顯增強，有高達80%的受訪者“相信日本將被捲入戰爭或擔心來自外國的威脅”。⑥隨著世代更替，新生代政治家看待國家安全利益的視角也在悄然改變，儘管日本仍強調保障國家安全手段的綜合性，但對軍力的追求越來越迫切。
日本可能採取的舉措及影響美國增加在亞太的軍事比重，積極調整東亞軍力部署，不僅對緩和地區局勢無任何裨益，還有可能加劇該地區固有矛盾。尤其是，美新軍事戰略指南對“中國因素”的認識與定位，令日本“重新感受到日美同盟的強力紐帶作用”⑦，客觀上強化了日本安全戰略的指向性。有鑒於此，在分析日本將採取哪些舉措因應美亞太軍事戰略調整時，需要兼顧兩點，一是日本當前急於推進的外交、安全構想；二是既不突破現行和平憲法又能發揮日本獨特作用。大體有三方面：
首先，通過主導東亞海上安全合作，旨在形成對華牽制之勢。據媒體報道，野田首相將於5月黃金周訪美，屆時雙方除了商討駐日美軍基地遷移、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等議題之外，還將討論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標”，提出旨在構築太平洋新秩序的基本戰略，制定海上行動方案。⑧日本原打算將此構想稱為“太平洋憲章”，但考慮過於敏感，而改稱“野田主義”。⑨鑒於美新軍事戰略指南提出的美軍未來發展重點側重在海空領域，可以確信，海上安全將是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日美同盟的重要內容及重點合作領域。2011年9、10月間，日本接連向南海爭端國家提議建立東亞多邊海上安全合作機制，討論海上安全保證議題，積極推進海洋穿梭外交。在東亞系列峰會上，野田大談海上安全，高調介入南海問題。在與東盟簽署的《日本與東盟巴厘島宣言》中，雙方在深化海洋安全保障等方面達成共識，針對中國意圖明顯。為確保戰略的有效性，日本還分別將日越、日菲關係提升為“戰略對話”與“戰略夥伴”關係。近些年來，日本在東亞海洋問題上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南海問題上的域外大國，又是中日東海爭端的當事國。這種角色，便於日本一方面趁南海爭端升溫之際，打著維護國際法、確保海上航道安全等旗號，謀求建立由其主導的海上安全合作機制，以確立其在東亞海洋問題上的主導權和領導地位，使南海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南海問題越複雜，日本的話語權就越多，其重要性就越能凸顯出來。另一方面，南海問題對解決中日東海爭端具有連動效應，通過加劇南海緊張局勢，使中國在海洋問題上面臨更加困難的外交局面。如果南海問題能朝著有利於其他爭端國方向解決，那東海問題也會朝有利於日本方向發展，便於其強化在東海問題上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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