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前雖然香港長期受英人管治，但仍然是一個華人社會，而且在歷史上不少香港華人具有高度的愛國情操和為國效勞的使命感。為甚麼回歸後港人反而好像缺乏這種愛國情操和為國效勞的使命感？港人為何不多認識中央？港人為何動不動抗拒中央？原因可能是他們對中國及香港有關的上述一些重要史實未能正確把握。這是由於港英政府為了鞏固在港的管治，長期刻意鼓吹反共理念，來對抗中共統戰的政策所致。例如港英政府一直使尤其是年輕港人認為，中共不會容許信奉資本主義制度和享有高度個人自由的香港華人高度自治權以及中央不會善待香港華人。但這只是港英政府用來對抗中共的政策，是不符合史實的。瞭解到這一點可能會明白到一些港英政府的華人政治協作者（Collaborator），在港英嚴厲鎮壓反英言論的情況下，一直三緘其口，樂意與港英政府妥協，坐分利益，但卻能發揮積極建設性的功能。但回歸後，由《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民主，特區政府更開放言論自由及放寬反對政府行動的壓制，任由這些人大放闕詞，反而初嘗民主滋味，能夠任意攻擊和反對自己的特區政府，卻帶來破壞性的後果，引起社會分化不和，局面欠穩定的效果。
這正好說明了，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要政府與全港市民同德同心、和衷共濟去探索一條成功實踐的道路。港人必須認清現今形勢，因為回歸前後，不少港人因對政治認識不透，很容易受外來勢力蒙騙，視野不清。首先港人要弄清香港特區政府早期及現時面對的一些難題。是否可能由外國勢力刻意製造出來的。根據過往的經驗，英國在曾經管治的殖民地撤出前都會所謂“做一些手腳”，令脫離英殖民地政府管治的獨立國家永不超生，以顯示英殖民政府的管治得法，例如英國在印度撤出前，令印巴分裂成為對峙國相互牽制，英國在非洲撤出的國家仍然內部長期紛爭，仍居落後國家行列，便是一好例子。回顧中英談判有關香港問題整個過程，英方所提的幾個方案，都是建基於繼續留港管治，待得知道鄧小平強硬立場，表示對香港主權沒有商榷餘地時，便馬上開始散播對中國香港不利的懷疑論調，即不相信香港人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及中國會給予香港高度自主，以至港人意識形態難與北京認同等。換句話說，已開始部署令香港人變成政治化，以便易於衝擊香港經濟。這個衝擊是相當生效，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回歸前不少港人紛紛移民到西方國家。至於美國則慣常會在一些不讓她牽著鼻子走的國家，衝擊其經濟政治。大家可以肯定的是回歸後“外來大鱷”曾經刻意衝擊香港股票市場及經濟，至於英美還做了甚麼“手腳”，這些港人還要日後深入探討，才能把握到實際情況來正確判斷特區政府的得失。
港人知否中共一貫善待香港華人
幾十年來中央一直善待體貼香港、香港人民是不爭之事。為甚麼這樣說？
緣因在建國初期，周恩來特別指出不能把香港、澳門“看成內地”，因為在港澳運作的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模式，“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社會主義化”。香港、澳門是要“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樣對國家才能有利，才能把港澳的經濟優勢“為我所用”。
至於對港澳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周恩來亦作了明澈的解釋，這是由於中國大陸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澳門)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為此，中央在建國以來，對港澳堅持採取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不容許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港澳，破壞港澳不同於內地的制度，從而影響其社會安定繁榮。尤其是鄧小平，更明確地指出，“一國兩制，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只要“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據此，中共作出了“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做法”的指示。
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周恩來已釐定以優惠價格大量供應香港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業原料和半製成品等。因為他深信：“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即使在八零年代初中國經濟困難時期，這種供應也源源不斷，周曾為此多次指示：“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政治任務。”據統計，直至到一九八零年代，由中國進口的食品、原料、衣服等消費品價格平均比國際市場價格便宜至少30%至40%，這對香港的穩定發展、降低生產成本、抑制通貨膨脹、增強出品貨物在國際市場競爭力，起著重要作用。中央採取維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措施，對香港創造“奇蹟”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有利條件。香港回歸前的成功，中國其實是主要因素。例如香港以內地為來源地的轉口貨值佔所有來源地的份額從2000—2002年一直保持在60-61%。
在回歸後，沒有中國的支持，香港經濟更是難以展步的。這幾年來，當香港經濟陷入困境，中央又不惜費煞心思，施行“自由行”、“CEPA”、“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省港澳經濟合作計劃等一系列措施，旨在雪中送炭，善意扶助香港將經濟搞好，順利過渡到轉型期。其目的亦“一字咁淺”，無論在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也好，都是香港要穩定繁榮才對中國有用，若果港人將香港變成一爛攤子，對中國變成一個負累，則香港、香港市民前途堪虞。
香港華人有否愛國情懷傳統
香港當然稱不上是一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是長期受英國人管治，但一直是一個華人社會，其實香港華人不少充滿強烈民族意識更甚至抱著濃厚的愛國心，在近代史上，在關鍵時刻，對國家都有相當大的貢獻。
很多香港愛國華人對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曾經作出過不少貢獻，現今香港的成功商人，如邵逸夫先生、李嘉誠先生等，都在國內有投資，或有捐款予國內發展各項企業，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但自晚清開始，有不少愛國的香港商人，早曾捐贈款項給予自己的故鄉去發展教育事業，創辦醫療和其他社會福利建設，馮平山先生、陳瑞祺先生、許愛周先生等便是。
若國內發生天災橫禍，香港的愛國商人必然是振臂一呼，呼籲全部的宗親組織進行籌款以賑災。例如在1915年發生的廣東大水災，持續三個月，差不多全部香港華人團體都投入到籌款行動中，所籌得數十萬元並匯到國內。類似這樣的捐款，如果積累起來，愛國香港商人對國內的捐款數字是非常重要，當時的中國是在資金缺乏的情況下，要建設自己的企業而不受外資控制，所以香港在這段時期是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港商在港勤奮開創實業，然後將所獲利潤，慷慨捐贈回國，都是受濃厚愛國情懷所驅使和激發，這是無可置疑的。
中國革命黨自創立興中會以至辛亥革命成功的十八年期間，各次革命起義的經費，大部分都是從香港愛國華人處募捐得來的。就是平時，革命黨員都要一筆為數不少的經費去應付固定的支出，好像在香港各處設立機關總部、招待所，辦報刊宣傳革命工作，都是有賴不少愛國港人在經濟上大力支援，才能令到革命運動得以渡過早期一段艱苦的日子，能夠延續下去。
由於香港在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獨特教育、經濟、商貿及政治環境，即較自由、多元、開明、通達世界的優勢，培育出一批有愛國情懷的香港華人精英，樂於出錢出力，去支持及暗中維護革命黨員在香港策進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最後能夠成功，實是有賴以致的。
清末民初，維新派引進西式教育，因舊勢力反對而舉步維艱，香港的大書院卻培養了許多華人精英。辛亥革命後，這批人成了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中堅，在孫中山臨時政府任命的五位部長中就有三位是港人，伍廷芳任外交部長，陳錦濤任財政部長，黃寵惠任司法部長。這些香港華人對中國學問有很充實的知識，但被重用，則尚要跨越最後一道難度性極高的藩籬，這就是他們需要具有高度的愛國情操和為國效勞的使命感。這都是香港華人傳統的特色。
香港在中國抗日的民族運動上，亦曾擔當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任務。在日軍侵華時，內地一大批學者及傳媒界精英來到香港，使香港成為又一個抗戰文化中心。當時香港出版的中文期刊有二百多種。廣大香港華人充滿民族熱情支持抗戰，進行救國捐款運動，並且熱烈支持進行募集捐款，甚至組織群眾參加救國戰線，香港華人團體，紛紛響應。這種號召，激動起軍心民氣，不單止在物質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亦大大地增強了國家的抗戰力量，成為成功抗日的一個橋頭堡。
總結
本文旨在提供一些與“愛國教育”有關的正確香港及中國近代史資料，旨在讓港人認真參考思量。筆者的意見是只有港人認清正確史實，具備高水準評鑑力，才能真正免疫“被洗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0月號，總第1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