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早在校本條例商議之時，當時的天主教教區主教即揚言，擔心校本條例實行之後“電腦比宗教課還重要”，可見他毫不掩飾，絕不放開洗腦特權，不惜打壓科技知識以鞏固權力。
普遍港人承受這種意識形態洗禮後，最重視的是政治或宗教信仰，至於對信仰的理性審視、社會發展的真正需求，以至如何改變求職前途的根本格局，對他們而言毫不重要。在這種中心思想之下，即使部份學生自小有科研理想，也必然逐漸在教育體系中磨滅，而當他們投身社會、擁有投票、參政及社會輿論的發言權時，他們在中小學教育中養成的本能反應就是在制度上盲目保護、維持反對派現有的特權機制和社會格局；而社會因這個格局無法有效發展而造成的共貧問題，則政治化地要求政府直接派發福利。是故每一次政府推行科研發展或者是產業改革時，市民不是反應冷淡，就是被政客帶動群起攻之。因為對他們而言，擴大生產、增加總體利益是不重要的，反之，產業和知識體系的改變會導致新生階層的崛起，威脅反對派的支配力量。
而由於長期被訓練以政治和信仰的方式審視和處理各種問題，香港人已形成思想惰性，普遍對於極需要以科學方式嚴格觀察的科研工作，實在是興趣平平。加上在政治限制產業改革的現實下，科研工種極度有限，更加令謀求高就的港人毫無入行動機。
相反，由於內地始終更有系統地維持一種將科學家視為國家英雄的文化傳統，內地學生對科研的嚮往，往往比香港學生要多。這種嚮往加上人口的根本差異，令內地產出了更多堪用科研的人材，於是香港亦自然得依靠內地的人口輸入，填補人材流失。
從大學的利益角度而言，研究生就像是一種半訓練、半工作的職員，雖然行政、教學和學術上不可缺少的指導須由教授負責，但實際的科研勞動及細部技術工作，卻是研究生自己來。是故，研究生實質上對於大學的貢獻不可磨滅，是不能單純視為吃政府資源的。而所謂高薪禮騁的內地教授，更年年大量出版研究結果，以維持大學的整體排名，絕非白吃薪酬之輩。他們與僅有的香港科學家，一同苦苦支撐著這個“缺水缺人”的科研體系，換來的卻是大學民主牆的文字批鬥，到報紙上驅逐他們的呼喝。所謂的普世價值，難道就是把他人的勞動力搾乾耗盡之後，不喜歡就將他們驅逐出境，排諸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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