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0日電／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的經濟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
兩條路徑涇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從，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問題。
未來中國的方向，是當前許多經濟學家甚至全國人民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立了市場化的正確方向，並取得了推動經濟高速成長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紀初以來，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和選擇，改革似乎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選擇。
未來十年，在繼續完成市場經濟改革任務的同時，積極而慎重地推進政治改革，既是未來中國改革的主題，也關係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和每個公民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問題上，容不得有半點猶疑。只有打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實現幾代中國人的夢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
一、改革尚在半途
根據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頂層設計和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改革總體規劃，在20世紀末期把一個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來了。但這個體制與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兩者之間差距的主要表現是，政府繼續在資源配置中居於主導地位，限制和壓制了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
首先，政府仍然支配著主要的經濟資源。礦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資本都掌握在政府手裡。
其次，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並不占有優勢，但是，它仍然控制著一切“制高點”(列寧語，中文譯為“命脈”)。國有企業在一系列重要行業中的壟斷地位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有所加強；國有經濟的規模仍然很大，而且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保持著政府賦予的行政壟斷權力。
再次，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官員享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對市場准入廣泛設立行政許可、對價格進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對企業和個人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中國形成這樣的體制，是其來有自的。在開始研究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這個目標有過不同的設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兩種：一種屬意於“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東亞模式”)，另一種屬意於“自由市場經濟”(“歐美模式”)。大致說來，官員鐘愛“東亞模式”，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向往“歐美模式”。
不過，在改革初期命令經濟還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兩者之間的差異並不顯得十分突出，因為即使認為改革的最終目標應是歐美模式的市場經濟的人們也承認，在競爭性市場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承擔更大的協調經濟的職能。而在命令經濟已被全面突破，市場的規則又還有待建立的情況下，它們之間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
對於持後一種觀點的人們來說，改革的目標還遠未達到。他們要求堅持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符合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而不是極少數尋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場經濟。對於持前一種觀點的人們來說，改革的目的已經達到。特別是對於其中一些要求維護從尋租活動獲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們來說，最合意的做法更是進一步增強各級政府官員不受約束的權力，以便擴大權力尋租的可能性。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中國改革的出發點，乃是由全能政府包辦一切經濟社會事務的“國家辛迪加”(列寧)或者“黨國大公司”(東歐經濟學家)。因此，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控制和干預，較之東亞實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國家要強得多。
所以在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是一種既包含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含舊的統制經濟因素的過渡性經濟體制。
正是針對這種市場體制很不完善、市場還不能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的情況，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要求在若干方面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以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個中央決定執行得並不好。這種情況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原因，是改革進入深水區，觸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員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因而對進一步改革產生了來自黨政機關內部的阻力和障礙。另一方面，中國改革歷來都是由危機促成的。可是，由於20世紀的改革十分成功，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官員們覺得日子很好過，於是失去了推進改革的壓力和動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動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來，甚至在某些部門出現了倒退的趨勢。
所以說，中國還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紀末期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領域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於是這種半市場經濟、半統制經濟的雙重體制從建立之日起，就出現了“既是最好的時代，又是最壞的時代”的“兩頭冒尖”狀況。
這種過渡性體制建立後，出現了兩種可能的發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等方面的職能，使過渡性的體制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即“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蛻變為政府全面控制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權貴資本主義的畸形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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