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鮑羅庭的“蜜月”時期
由於列寧病重，斯大林主持蘇共中央。斯大林對馬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極為不滿。共產國際奉命停止了馬林在中國的活動經費和生活費，逼迫馬林離開了中國。
在這個真空期，孫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溝通。1923年8月，孫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考察團”訪蘇。蔣訪蘇還未回國，斯大林就派自己的親信鮑羅庭帶著巨量經濟和軍事援助來到中國出任孫中山的高級顧問，同時兼任共產國際最高代表指導國共兩黨，監督其他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鮑奉斯大林之命改變原來馬林方針，充分利用國民黨軍事北伐的積極性，給予全力支持，幫助國民黨創辦了培養軍事幹部的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積極推動北伐。
孫中山喜出望外，積極響應，在鮑羅庭的幫助下，於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一大”，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指出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並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中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來幫助國民黨的，並且是“遵守國民黨黨綱”的，以此壓服了國民黨中反對國共合作的絕大多數元老派人物。從此，共產黨在建立、整頓、壯大各地國民黨組織的名義下，大力發展國民黨員的同時，也大力發展了共產黨的力量。
在遺囑和遺書中強調民主、愛國與平等
1924年10月25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推翻直系政權，擁皖系軍閥段祺瑞執政，同時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孫中山接受邀請北上，發表宣言：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推倒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並接受中共關於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國是的主張。但是，他到北京時，由於繞道日本，一路勞累，生病不起，再加上北京政權已經落到軍閥手中，他的主張受到抵制而憤慨，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
孫中山在去世前，堅持在《孫越宣言》中的立場：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但他深知當時國民黨的生存與發展，還離不開蘇聯與共產國際的援助。因此，他對守候在床邊的鮑羅庭與宋慶齡托付了遺囑和致蘇俄的遺書；在彌留之際，還仿劉備托孤之語，對汪精衛、何香凝說：“要師事鮑顧問”。但在遺囑中，卻強調了“民主與愛國”，與外國的“平等”關係。在國事遺囑中說：“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於求中國地位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必須依照餘所著《三民主義》繼續努力。在《致蘇俄遺書》中說：“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我願表示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充分表現了在爭取蘇聯援助的問題上不卑不亢的態度。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他一生為獨立、民主、強盛的中國而奮鬥。他在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曲折關係中，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不因需要對方援助而損害黨和民族的利益。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林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