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對外部世界的巨變，日本以“神道”信仰為基軸，以天皇崇拜為核心，顯示了獨特、高效的“縱式結構”。明治天皇在民權與主權、南進與北進、文力派與武力派、國粹派與洋化派的爭論中，選定並統一了國家前進的方向。在思想上，“維新之父”福澤諭吉、外相陸奧宗光向國民灌輸這是文明淘汰野蠻的戰爭；“國民思想家”德富蘇峰宣稱“文明”的日本對“野蠻”的中國和朝鮮動武，是傳遞“力”的福音；“近代陸軍之父”山縣有朋拋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擴張理論。
當戰爭來臨之際，天皇、元老重臣、軍部、外交大員、思想家、媒體、民眾迅速凝聚成一台高效的戰爭機器。甲午戰爭的發動和結局，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結果。
透過社會力量的散與聚，我們可以看到，甲午戰爭戰端未開其實勝負已定，戰局進程和結局具有必然性。
在此，我們還聯想到《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軍民的抗日之戰。在這場保衛家園的戰鬥中，數十萬台灣軍民的武器裝備落後、保障條件很差，但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同數萬日軍激戰4個多月，先後作戰100多次，使日軍付出死亡4800餘人、傷病2.7萬多人的重大代價。這充分顯示出人心散聚對戰爭的重大影響，體現社會內聚對於贏得戰爭勝利的極端重要。
體制的重與輕：轉身近代的拙巧之別民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楊傑說：“國防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是強有力的政治制度。”
“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強有力的制度，只有在戰爭的考驗之下才能辨別出來，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壞國防絹織的毒菌。”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體制，在戰時直接關乎戰爭力的生成與釋放，在平時則決定著戰爭力的積蓄。甲午戰爭作為中日軍事近代化的一場大考，無疑清晰地辨別出兩國政治軍事體制的功能強弱差別，更重要的是，它還揭示出兩國傳統政治軍事體制所具有的“輕”與“重”不同特質，正是這種特質決定兩國在轉身面對近代化時採取了不同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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