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的封建政治軍事體制呈現周期性循環固化。漫長的時間、廣闊的空間、凝固的體制、傳統的思維相加，“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深深地凝結於民族精神和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個政治神經極不靈敏的古老大國。晚清時期既是封建社會末世，遭遇大清王朝的末期，這種體制笨滯僵化的弱點充分暴露出來。根據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觀察，中國社會“政治的神經不會傳達到十八省的各個角落，即便到達，其感觸也無異於刺激鯨尾或牛臀。即便有外國人犯境，邊地之事也難以傳達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個蚊子一樣。”曾紀澤在《中國先睡後醒論》中承認，中國自醒自救的過程非常緩慢。像海軍這種建立在近代機器大工業基礎上的軍事力量，確實需要體制、科技、人才等的全方位支撐，如果體制沒有創新，社會仍在沉睡，幾艘鐵甲艦之力無法挽狂瀾。即使在甲午大敗之後，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人想變法圖強，慈禧太后也決不允許。社會神經整體僵化，國家體制惰性十足，使中國在很長時間裡失去了自我革新、快速前進的動力。
日本在中古武人執政時代，逐漸打破舊有社會結構，使天皇的“至尊”和武人的“至強”兩種思想取得平衡，並在這兩種思想當中留下了思考思維的空間，為求變圖新的活動開辟了道路。相對於中國追求把專制神權傳之萬世，日本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日本這種雙重因素的存在，使它在轉身近代時要比中國輕鬆得多。從實際情況看，日本的軍部成為主導日本社會發展方向的“股肱”勢力，日本軍人處於社會的最高層，而不像中國軍人那樣居於社會的最底層和邊緣、缺乏回應軍事挑戰的激情，這意味著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的文人階層更易受西方軍事技術影響並對此迅速反應的統治階層。當然，也正因為這樣衍生了日本狂熱的軍國主義。就整個社會結構而言，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與西歐封建末期極為相似，更具接受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制度的環境條件。當日本打開國門與西歐接觸之後，不像中國封建體制的慣性巨大，而是很快顯現出符節相合、輕快轉身的特點。正如郭沫若所說：“日本的負擔沒有中國那樣重，所以便走得快。”19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日兩國近代化程度相差不遠，但是和洋務運動不同的是，日本新興工業生產力提高很快。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民間集資製造輪船和武器，將官辦造船廠廉價出售給私人，並且制定措施獎勵民間造船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在求富求強方面，很快將清朝甩在了後面。
中日兩國在甲午戰爭中以快慢決勝負，其實是兩國文化心態封閉與開放所帶來的不同應變功效。
中華文化曾以強大的吸附力成為東亞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紀卻轉向自我封閉。18世紀末，乾隆皇帝對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帶來的先進武器不屑一顧，說出“天朝無所不有”的豪言壯語。妄自尊大歷來與因循苟且緊密相連。鴉片戰爭後，徐繼佘因為撰寫《瀛環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還因此被罷官：郭嵩燾介紹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紀程》，被列為禁書，朝野上下無他容身之地；黃遵憲刻印《日本國志》無人問津，直到甲午戰爭後才被感嘆價值《馬關條約》賠款的兩億兩白銀。這些覺醒者的思想被認為是“學鬼蜮伎倆，有傷國體”。先進的觀念消耗在與守舊派的爭論和拉鋸中，淹沒在根深蒂固的防禦思想中。禁鋼在“中體西用”窄小的變革空間裡。近代學習西方受到傳統思維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僅限於技術，海權矮化為海防。北洋海軍被當作活動的炮壘，沒有奪取制海權的願望和能力而採取絕對的守勢運動，最後被消滅在威海軍港之內。很顯然，自閉自大的文化心理，帶來的只能是行動遲滯和失敗。
島國日本和英國，被稱為歐亞大陸的兩只耳朵，消息靈通，善於學習。尤其是日本，一直處於人類文明邊緣地帶，沒有自己的“軸心文明”時代，其生存哲學是以強者為師、以敗者為鑒。日本先以中國為師，16世紀轉而學習葡萄牙、西班牙。17至18世紀後掀起通過荷蘭了解西方的“蘭學熱”。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全力學習西方以“脫亞入歐”，不像清政府僅限於技術仿效，而是力求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與西方相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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