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美俄關係生變下亦激化“美日同盟”間的“同盟困境”，致使日本對美國的安全承諾疑心暗鬼，特別在釣魚台列嶼爭端中，日本懷疑美國能否迎頭痛擊中共對釣島的可能軍事冒進。東京學習院大學松本藤井教授直言，美國對克里米亞的反應令日本不安，考量美國削減國防預算、歐洲增兵的需求，若中共進犯釣島，美國尚能提供有效嚇阻嗎？為撫去日本的不安，美國國防部長黑格（Chuck Hagel）更重申，美國將以行動展現具體承諾。此外，美軍駐沖繩最高司令官兼第三海軍遠征軍司令惠斯勒（John E. Wissler）更向日本保證，若美國政府下達奪回“尖閣諸島”命令，美軍將能在無需登島情況下奪回島嶼。然而，安倍內閣擔心的並非美軍“奪島”的能力，而是奧巴馬政府為釣島對北京採取軍事手段的決心。4月5日，黑格展開東亞行，在對日重申對東亞安全穩定的戰略承諾，重拾日本對“美日同盟”的信心。黑格高調向安倍內閣保證日本的安全和軍事地位，凸出“美日同盟”的時效性，在克里米亞危機後，為“再平衡”戰略固樁意味濃厚。惟“反恐戰爭”後，美國疲態漸露為不爭事實，與中國大陸為敵將不切實際，誠如黑格出訪東亞前，於夏威夷“美國－東協防務論壇”（U.S.－ASEAN Defense Forum）中所言，美、中雙方既是朋友，亦是競爭者，但肯定不是敵人。因此，“新型大國關係”下的合理想像應為美國與北京保持合作的同時，維持在亞太有效嚇阻中共的力量，杜絕中共錯估形勢，採取冒險行為，以避免美國在東亞出現與中共攤牌的戰略尷尬。與此同時，日本須心領神會美國“再平衡”意涵，莫在東海爭端中與北京拼場，逼華府以軍事行動表態。在此現實下，美國對日本的安全承諾，聽在安倍耳裡，僅為“口惠”，而非“實惠”，更使1972的“越頂外交”成為日本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美日同盟”再現“同盟困境”的現實下，安倍首相選擇重構日本的防衛政策，直接面對北京所形成安全挑戰，嚇阻中共在海域及島嶼爭端中採取冒進的行為。惟安倍的“右傾化”言論所挑起的“歷史認識問題”基本上不利於日本的外交開展，日本學者及外交實務界認為，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問題，以及“侵略”的定義上做文章為不智之舉，徒令日本鬆綁“集體自衛權行使”限制遭到國內、外的阻礙。安倍對中共在釣魚台列嶼及東海、南海的積極作為強勢以對，雖為日本社會所認同，但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與華府抗頡，顯非日本的國家利益所在。奈依告誡安倍首相莫用1930年代的“民族主義包裝紙”來包裹其防衛政策，此舉無非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令日本徹底陷入外交孤立。
在“歷史認識問題”的相關決策中，安倍首相似乎專行獨斷，不受外務省及國安會之幕僚的意見左右。其實，安倍的“右傾化”政策非旦使美國在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政策上出現尷尬，更將首爾在情感上推向北京，徒令中韓關係升溫，使日本在東北亞進退維谷，增加習近平在外交上牽制日本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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