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倍的權力危機
安倍首相基於個人之政治信仰，在施政上致力於擺脫戰後體制，實現“正常國家”的建構，安倍以“積極和平主義”包裝此政治構想，並以此辯解其未背離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為此，安倍逐步完備配套法律，在2006年初任首相時，通過加強愛國精神教育的《改正教育基本法》與修憲中公民複決程序所需之《國民投票法》。此次，安倍在內閣中組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將使日本的政治權力向首相傾斜，改變權力分散與缺乏統一的決策體制之“戰後日本政治”。然而，在日本內閣制的運作中，黨為重要決策平台，透過黨的機制，首相與“黨三役” 分享權力，形成政策共識，而內閣會議往往淪為“儀式性”的形式，將黨的政策轉化為內閣提案送交國會審議。日本成立國安會後，決策核心往首相官邸挪移，首相官邸除成為外交、安保領域的“司令塔”外，是否旁及與國家安全相關之財經、社會各項政策值得後續觀察。
此外，集大權於一身的首相與過去分享權力之“黨三役”間的關係亦為觀察重點。目前擔任自民黨幹事長之石破茂 ，曾任防衛廳長官及防衛大臣，為自民黨內少數之“防衛族”國會議員，但在國安會機制下，難以插手外交、安保政策，致使與安倍首相間的關係微妙。因此，如何磨合黨的政策決策機制與新設之國安會考驗著安倍與自民黨眾山頭的政治智慧，亦攸關日本國安會運作之成敗。
（三）結語
當前日中關係較之2005年，因小泉純一郎首相連年參拜靖國神社，以及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引發中國大陸之“反日”風潮的狀況更形嚴峻。在安倍首相任內，日中關係不僅改善無望，且雙方具“主權”意涵之政務官的對話將中斷，待安倍首相聲望下挫，“右傾化”言行的社會支持弱化之際，始會重開為雙邊關係改善鋪平道路之非正式管道接觸，摸索“後安倍內閣時代”重開日中關係之可能性。換言之，安倍首相雖一再向習近平喊話，日、中對話的大門敞開，但習近平將相應不理。此外，在克里米亞危機後，美國將儘力維持日、中鬥而不破的局面，強化“美日同盟”與摸索“新型大國關係”兼容並蓄，勉力推進“再平衡”戰略。
再者，內閣制的日本其事權素來分散，首相亦僅為僅為“被公推之代表”的角色，職司協調的首腦機制，能否藉由日本版的國安會將首相蛻變更具權力的政治人物，而使日本政治朝向“類總統制”轉型，仍充滿黨內、外及民意的挑戰，而安倍首相能否克服這些挑戰，亦左右鬆綁“集體自衛權行使”之成敗。
（來源：中央網路報／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166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