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會計制度的設計初衷如此，明確的政治制度更是這樣。只不過政治制度的設計思路，更把“看盯”的重心放在“整體性絕對大權力”方面，用分割法和制衡法，使這種權力“化整為零”，再使小權力之間形成相互的“看盯”，從而在“大”、“小”各種權力間實現“去絕對性”。這樣，基於人性之不可靠的假設，在正視“人性”“自利”動機的前提下，通過“以惡治惡”的方式，達成一個“不曾預期”但卻最為接近的“善”與“公正”。
就此看來，關於“幽暗意識”的人性預設比樂觀主義的人性觀更為實在，也更為安全，因為後者最不牢靠的方面，與其說它並不反映“人性”更具普遍性質的一面，不如說這種“人性”透視需要在人間尋找出一種“超人”的角色，由其來頒賜準則、布施教化、實施懲戒。可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我們從未見到過這種“超人”，反而從中國近代的歷史中嘗盡了信奉“超人”的苦頭。而最讓人感到悖謬的是，此種不曾正視自身“罪性”的“超人”，憑據拯救世界的雄心和自恃至高善性的道德，並以此作為正當性理據，就可以使用任何“不道德”的方式對違背其意志者實施懲戒。歷史就曾掉進了以“超人之大權力”去制約“凡俗之小權力”的“人治”怪圈，而“如何把最大的權力關進籠子中”的問題，只能懸空擱置，可這才是現實中抑制腐敗並保障長治久安的本質難題。
“消極思維”與“積極思維”
人們或許還要追問：為什麼我們的文化中缺乏“幽暗意識”的反省自覺呢？這或許要從所謂“思想形式”（Mode of Thought）的分析方法說起。人的思維進路通常可分為“消極思維”和“積極思維”兩大類型。面對相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形式”往往會給出各異的解讀。讓我們比較一下這樣兩個思想命題：“為全人類絕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和“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免除一丁點痛苦”，前者由於沒有限度，所以雖然志業深遠但難以實現；而後者由於具有明確限定，所以反倒容易操作。
在透視“人性”的深度上，“消極思維”幾乎成了“幽暗意識”的常態。猶太思想家帕斯卡爾（Pascal）認為“人”是一個處於“自主性”與“可墮失性”之間的吊詭，“萬物的裁決者，同時又是一個低能兒，一條泥土中的爬蟲”。此處，“低能兒”指人理性上的限制，而“爬蟲”則指道德上的敗壞。哈佛著名比較文化史家史華慈教授也曾說過：“人是所有的神中最壞的神。”學人把這解釋為“不要把人造成為神，不要視人為神”，如果有人自以為能扮演神的角色，他的破壞性會比最壞的人還要大得多：他是個最壞的神。
上述“幽暗意識”中包含的“消極思維”那“令人不快”和“並非高尚”的意識底蘊，以及由之而來的對“人”本性不信任的思維路徑，常被稱為“良性的懷疑主義”（Benign skepticism），雖並非樂觀進取的亢奮與高昂，但卻完全可與深度的理性思考相銜接，進而將沉思的力量直指“人類自身”與“永恒超越”之間的本質關係，也即對人性“奧秘”的不懈反省和終生拷問。而從孟子的“性善說”中，人們看到的則是“積極”道德意志的崇尚與高揚。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設問，面對權力腐敗的現實，這貌似被動的“消極思維”是否更具深刻洞察的慧眼呢？
（來源：人民論壇雜誌；作者：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導 蕭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