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中國作為大國，永遠都需要溝通中西文化經貿的仲介服務。同樣是溝通中西文化經貿，為洋人服務的是買辦，為國人服務的洋務人才，兩者的最重要區分要是屁股坐在哪裡而已。前者是黃皮白心的香蕉，後者是白皮黃心的土豆。我之所以稱香港為買辦之城，是因為這裡香蕉太多，土豆太少，流行的說法是“人心沒有回歸”。充分利用“一國兩制”這十分特惠的政策，抓緊“人心回歸”，致力把香蕉改造為土豆，成功的話，香港就是企業“走出去”的跳板，是境外人民幣中心，是國際新金融體系的支柱，是探索有異於近代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模式的實驗室。總的來說，是中國大國經濟和文化向全世界投射的平台，讓世界更認識中國，更接受中國。能成功做到這些的話，香港這東方之珠，很可能比往日更加耀目。
因此，為了香港，更為了國家，我們有責任要警醒香港市民，這樣下去必會很快到末路窮途。當前的亂局，已經開始反映了年青人在死胡同面前的焦躁。以我估計，如不盡快解決，這種困籠感覺於未來三兩年間將會隨著幾場選舉而突然強烈，並將爆發。我們更要向中央發出強烈的警號，中國既然在港有全面的管治權，中央政府有責任帶領香港七百萬市民快速有序地走出死胡同，“與祖國內地共同開創中華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共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和使命”。
作者為《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