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天津兩地的經濟地位上，從1990年超過天津坐上GDP全國第三的交椅已經20多年的廣州近年來已經略顯疲態，招商停滯不前，大項目難以引進，科技創新、金融短板效應凸顯。尤其是亞運會之後，廣州地方財力捉襟見肘，地方債負債率和償還比率兩項指標雙雙逼近國際警戒線。
萬慶良就任廣州市委書記後，為緩解地方財力緊張和穩住GDP增長率，又啟動了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大規模的土地財政及造城運動，全市各種概念的商業中心、綜合體項目竟多達18個。不過，據廣州市政府部門知情人士透露，隨著房地產退潮以及政府啟動資金難到位，以南沙為代表的諸多造城項目目前陷於停滯階段。
而以“大項目”、“高投資”、“園區經濟”、“高工業占比”為主要特征的“天津模式”目前正受到全國各地青睞。天津近年來以人均GDP增速領先於全國各大城市，諸多指標出自任學鋒分管的領域。任學鋒與他身後耕耘多年的“天津模式”被賦予諸多想象空間。
以天津濱海新區的成功運營為代表的“天津模式”能否植入廣州經濟血液？
事實上，廣州早在幾年前就有著南沙金改區這種國家戰略的層面區域，只是，因地方政府急於在南沙運營房地產以及廣州金融業先天條件不足，南沙隨後陷入了發展困境。廣州南沙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並不遜色於深圳蛇口，任學鋒在香港工作的經歷以及在香港政商兩界的人脈，南沙的重新運營被寄予厚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