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小憑她的經驗判斷，在場的施救者中只有有限幾人懂得急救。當時也沒有用於做心肺復甦的加壓皮囊。她和潘盈盈因實施心肺復甦手臂無比酸脹。她們還要去查看其他傷者，有人身上都是血跡，有人口裡往外流血，看起來是內出血的症狀。也有一部分人瞳孔放大，失去生命體征了。
“我不記得到底查看了多少傷者。只能盡力去做，告訴輕傷患者怎麼自己處置。”吳小小說。
她們最後與那幾位外國人分別離開了現場，沒有留下聯繫方式。她只記得他們個子很高，皮膚很白，似乎是歐洲人，其中似乎有一對是夫妻。
生命的接力棒交到了4家醫院。長征醫院影像科醫生施曉雷在事件發生時，恰好剛從醫院下班，和同事出發去外灘參加跨年活動。他們如願參與了倒計時，但並不知踩踏事件的存在，直到發現正為一名傷者做胸外按壓的警察。
跟溫州來的吳小小護士一樣，施曉雷醫生向警察表明身份後進入了隔離區。他們把一名重傷的女士抱上一輛“可能是臨時征用的面包車”，在兩名警察的陪同下回到了長征醫院。那是長征醫院收到的第一個此次踩踏事件造成的傷員，最後不治身亡。1991年出生的施曉雷和同事疲憊而失落，但他預料不到當晚事態的進展——對他、對上海的很多醫護人員來說，這將是一個不眠之夜。
他一度回到辦公室裡準備入睡，但因故回到一樓，電梯門打開時他驚呆了：大廳裡全是人，家屬、警察、領導、保安，清創室裡橫七竪八躺著死者，急診科“忙翻了天”。2015年的曙光還沒到來，他已加入了一場與死神的賽跑。“因為我是醫生”，他在這一天的日志裡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