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之後，第一時間的事件調查，調查組組長本身甚至就參與了這場飯局，也就是說其也曾目睹下屬警員毆打記者、搶拍攝器材的全程，讓深圳警方調查處理的公正性再次面臨質疑。不難看出，事件後期網絡呈現出的某種委屈、不服情緒，建立在對事件情況並不完全了解、尤其是警方通報過於模糊的基礎上。媒體曝光和針對的，從來不是普通警員、公職人員的私人聚會，而是出資人不明、娃娃魚來源不明的神秘飯局，是飯局參與者對媒體監督的暴力對待。
“娃娃魚飯局”，也是普通警員的公敵
按照上述情節的還原，“娃娃魚飯局”的定性並不難以判斷，是警方中多名高級官員違規聚餐（特別是飯局出資人事後有被掉包嫌疑），在遭遇記者暗訪後圍毆記者，瀆職偏袒放縱警方內部人員。對於事件來龍去脈的複盤，需要有更權威的機構進行，但對本次事件的整頓與處理，更多應放在涉事官員，或者刻意擴展到整個警察隊伍的管理層，而不是普通警員。
是故，此次飯局事件的處理與調查，深圳警方一方面應當不偏袒、夠徹底，另一方面也不能矯枉過正、殃及無辜。萬萬不能想盡一切辦法為涉事官員尋找避風頭的可能性，同時卻對普通警員的基本生活、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干擾。更加要警惕的是，藉由將輻射面無限制擴大的禁令舉動，試圖在警察隊伍內部營造某種同病相憐、同仇敵愾的情緒，模糊官員私下神秘飯局與普通警員正常私人聚餐之間的區別，在公職人員接受輿論監督與動手打記者、搶設備之間，尋求某種強詞奪理的解釋空間。媒體監督“娃娃魚飯局”，卻沒去暗訪肯德基、真功夫裡的公務員家庭小聚，便很能說明二者的區別。
事實上，警界高官的”娃娃魚飯局”，以及飯局後粗暴對待媒體監督的行為，不僅是全社會的公敵，同樣也給警察隊伍中普通警員利益帶來了極大傷害。正是安保人員門外把守、出資人至今成迷的神秘飯局，破壞了警察在民眾心中的良好形象，也讓普通一線警員經年無休的辛勤與付出蒙羞。對涉事官員的嚴肅處理，不僅是對個案事件的應有反思，同樣也是為了挽回與重塑警察隊伍的形象。
沒有誰反對公職人員也該有私人生活，普通的私人聚會不僅不該被禁止，還應當被保護。對類似“娃娃魚飯局”之類不正常飯局的反對，在於社會監督和約束公權力的任何違規、出界行為，也正是為了讓普通公職人員有不被誤解的真正私人生活。（來源：搜狐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