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王女士描述，在拆除防盜籠的政策推行之初，仇和最強硬，要求必須拆掉，而且不准裝新的，“一些省級機關單位的人就說，這是你們市裡的要求，我們是省裡的，你管不著，不要理他那一套。”一位曾在盤龍區任副區長的退休老幹部，患有肺心病，住在一樓，他就說：“隨你怎麼辦，我就是不拆，我有病，不能關著窗子睡覺！”這位老幹部堅決沒有拆。
就像一些“主流”看法一樣，對於一向以“改革官員”面目出現的仇和，媒體界人士蘇先生原本也充滿了期待，但在親歷了一些事情後，馬上改變了這種印象。一次是在2010年春，昆明開始乾旱，仇和主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在會上，仇和說昆明應該建設幾個大水庫。蘇先生之後到西山區水務局採訪，該局一位官員即向他抱怨：仇和這個人幹事情不經過腦袋，建水庫要進行嚴格論證，要論證水源從哪裡來、地質條件如何、會否引起地震等等，哪裡能隨隨便便就說要建幾個。後來昆明也沒有建水庫。
還有一次，在仇和的主張下，昆明市做了一個“雨污分流”工程，即把雨水與污水通過不同的下水道來處置。蘇先生回憶，當時仇和不但要求主幹道要鋪雨水管與污水管，還定了幾百個小區或單位進行改造。“很多單位抵制，比如一家電網公司，就說它的地下全是電網，這樣改造會出事。”此後不久，仇和到滇池視察，又講到“雨污分流”，“他說以前我們也有誤區，覺得雨水和污水要分開來處理，現在要轉變觀點，城市裡的雨水也是污水，還是應該走污水管。”該工程就此不了了之。
據蘇先生介紹，仇和還一度要求昆明市的公務員每人要學會100句老撾語和緬甸語，也是很快不了了之。
“仇和模式”後遺症
在擔任4年昆明市委書記之後，仇和又擔任了3年多時間的雲南省委副書記，之後折戟。曾任雲南省政協副主席的楊維駿說，在雲南官場，仇和並不受歡迎，而其升任雲南省委後，也無實權，形同“架空”。昆明人對仇和的印象，還多停留在其任市委書記時的一些作為。
而仇和推進的最引爭議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在其任職省委副書記之後，即已明顯慢了下來，現在留給昆明市的則是一個“爛攤子”。根據北京大學朱曉陽教授的觀察，在已經啟動改造的城中村項目中，“蓋了回遷房的，不到30個，”有一部分城中村的改造雖然已經啟動，但像宏仁村一樣，並沒能成功拆除，還有一部分，“根本就沒有啟動。”
在朱曉陽看來，仇和的城中村改造“肯定是失敗了”，“他野心太大，像北京市那麼大財力，才敢搞50個城中村，即使是50個，北京都沒有搞完，因為知道負擔太重，廣州、深圳拆了十多年，大多數都還沒有拆。仇和到昆明就敢這麼幹，真是不負責任！”仇和的城中村改造給後屆政府留下了極大包袱，朱曉陽注意到，“去年新上任的市委書記說過，要趕緊把回遷房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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