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國際壓力下，世經政所更好地保證了自身的公正性。通常來說，智庫對部門議題結果能起到較大的影響。醫療保障專家提出醫療改革，或食品安全專家認為食品安全問題最為重要，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問題是，智庫與利益方關聯程度越高，其觀點就越可能帶有偏見。比如，經常有研究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的專家極力支持他們自己研究的產業。然而，如果智庫以研究國際政策和國際問題為主，那麼，它們在本土問題相關領域就不易被利益集團拉攏，也會降低從相關利益集團獲得資金支持的可能性。
二是豐富的國際經驗使世經政所的研究更具說服力。從其他經濟體的實踐出發，這樣的研究更容易說服決策者：就像一幅圖畫可以勝過千言萬語，一個好故事可以勝於上千種理論。比如，世經政所關於日本在二十世紀80年代（本幣升值）和90年代（資產泡沫破滅）經歷的研究報告就給中國決策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三是國際化經濟政策也可以用於推進國內改革。自從中國加入WTO開始，中國就面臨著“被動改革開放”的情況。出於同樣原因，雖然人民幣升值對於減少貿易順差影響不大，卻有助於促進私有部門的改革。
四是像世經政所這樣關注國際問題的智庫更容易參與國內或跨國問題的合作研究。合作研究通常比單獨研究更為可信。某個特定的研究主題可能需要很多領域的專家，這樣研究者們才能在跨學科領域共同合作。即使所研究的問題只涉及單一領域，為得到更準確的結論，引入新的視角仍然是有益的。在此方面，世經政所已經成功地搭建了促進本土學者和外國專家有效溝通的平台。
記者：在現階段，中國的智庫還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局限性？
何帆：與發達國家的智庫相比，中國的智庫仍然處於發展初期。目前中國尚缺乏類似於美國總統經濟政策委員會這樣的專門機構，由一流的學者專職、全程參與政策咨詢。在中國，當論證特定政策問題時，政府會邀請智庫提供咨詢建議，但隨後這種臨時性的咨詢機構就會被解散，學者們均是兼職參與政策制定過程。雖然中央政府和國務院非常重視決策咨詢工作，每年都舉辦重大政策的決策咨詢會議，並堅持認為重大政策的出台應當遵循一套科學、民主的程序，這較之前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有很多學者認為政府做得還不夠好。另一個局限性是中國的體制問題，智庫在提交咨詢報告後往往很難得到政府的反饋，這使得智庫無法知道他們提交的政策建議是否獲得采納，也就無法對報告進一步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