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國智庫植根於相對包容的體制
智庫的創造性思維和獨立見解如果不能傳播開來，其影響力就會非常有限。美國在言論和新聞方面的環境比較寬鬆，為提升美國智庫影響力發 揮著重要作用。現代社會，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輿論影響，而輿論則主要受媒體影響；不言而喻，智庫要影響到決策層，首先要影響媒體。所以，美國智庫千方百計通過媒體兜售自己的新發現、新思想、新對策。早期美國專家學者主要在報章雜誌的言論版上發表新見解，隨著傳播手段的革新，現在主要在電視台、因特網直播節目裡接受訪談。為了更及時準確地發聲，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甚至自建電視台和電台，由有關專家學者及其領導的課題組以舉行最新研究成果發布會的形式，直接向大眾傳播最新研究成果。相對包容的環境對美國智庫創造性思維和獨立見解的最重要貢獻是，寬容它們提出的“標新立異”的想法乃至“異端邪說”。在美國境內舉行的各種研討會上，主辦者往往刻意聘請意見對立的專家學者做主旨發言，通過激烈辯論判斷誰是誰非。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前的候選人辯論演說，可說是美國智庫集中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集市”或“廟會”，促使美國智庫的影響力一次次達到高峰。因為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其候選人都到智庫裡物色與自己執政理念相同的新思想、新對策，武裝自己的頭腦。美國選民通過候選人的激烈辯論，可以看出哪些新思想、新政策對自己有利，從而決定把自己手中的選票投給誰。有經驗的國際政治觀察家可以通過候選人的激烈辯論，洞察美國思想界的激烈交鋒。他們觀察研究美國總統大選，重點不是看誰勝誰負，而是看哪些新思想占上風，會演變成什麼樣的新政策，將對美國和世界帶來哪些新的影響。
（四）美國智庫善用外腦和異見
不少人認為，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少於中國對美國的了解。筆者對此不敢苟同，至少在智庫領域，美國智庫對中國的了解，可能要多於中國智庫對美國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智庫大量吸收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國學者參與研究相關課題。以蘭德研究院為例，它現有1700名員工，其中約800名為專業研究人員，約600名為特約顧問和特約研究員。他們來自47個國家，使用65種語言。改革開放後，大批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到美國留學進修後，部分人留在美國工作，也有不少進入美國智庫。現在美國智庫裡研究亞太和中國的項目中，有不少華裔面孔。他們的加入，對於美國智庫了解亞洲和中國幫助非常大。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智庫欣賞挑戰和批評，大批外腦特別是華裔學者加入後，不斷幫助美國智庫糾正以往的研究盲區和認識盲點，使得美國智庫的相關研究更有針對性，更全面、深入。我們不妨來看看下面的例子。“美國人對我（華裔學者楊恒鈞）另眼相看的原因，就是我費盡心機，找出被他們忽視的弊端和弱點，對他們提出批評和攻擊。（他們請）我參與各項研究項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項目的漏洞，也就是找到美國各項政策和策略中的弱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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