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香港實際上保留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如宗族架構、風俗民情、民間宗教，但沒有進入到政治主體意識建構當中，或者進入的方式比較迂回、比較間接，不夠有效。中國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儒家經典提供一套認同紐帶，然後透過學生體制培養成士人的主體。現在香港正欠缺這方面，我們應避免用革命史觀在香港乃至大陸培養文化、政治認同，而應該以儒家文明為主體進行根源敘事。
二是我們要有效地激活或者養成香港社會治理當中具有中國文明特性的要素。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在社會教育、文化、養老、社會福利事務上和中國傳統有深厚聯繫，可以繼續發揚。
三是是政體。“小大相維”是儒家思考政體架構，是從周禮吸取到重要原則。“公天下”背後體制安排，使人們認同自己所處的大、小政治單位。顧炎武的時候是“寓封建，於郡縣”，在郡縣制下進行地方選舉，選出大家滿意的人選，再經過中央吏部認定。12年後如表現滿意可以分封。分封後，這個地方的人民就是他的子民。如果這個人不想做了可以舉薦其他人，再重新走一遍程序。今天，我們可以拓寬制度空間。將“選賢與能”具體到制度細節，例如何種民主是優良民主，何種普選是優良普選，不要完全按照所謂的國際標準、普世主義。現在港人的政治思考能力被過於現代的自由主義牽著鼻子走。
最後一點是治人主體。香港因為長期教育文化的缺位，有政治思考能力的人、憲法思考能力的人無法展示。任鋒最後建議，要在港台地區養成士君子階層，加上雙方充分開放與交流，在互相了解過程中讓士君子充分參與到中國國族構建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