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二：刻板印象和認知失衡。兩黨敵人文化的建構雖是主觀性行為，但依託於一定的客觀環境和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灣人群體對大陸的刻板印象以及兩岸不同群體間的認知失衡。刻板印象是指某一類人的簡化看法，以此與其他人相區別，也可以說是一種“定型化”的看法，即對某些人或某些事持有相對固定的看法，不易改變。⑪陳孔立教授曾總結台灣人群體對大陸在政治上的刻板印象主要有五個：大陸要“吞併台灣”；大陸“打壓台灣”；大陸要“武力犯台”；“決不能與中共談判”；兩岸有“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的差別。⑫而民進黨又深受這些刻板印象的影響，加之國民黨當局數十年的反共教育，使得民進黨在基因裡就有對大陸的刻板印象。反過來，民進黨又成為這些刻板印象的積極鼓吹者、宣傳者和對大陸敵意的操弄者。一旦民共兩黨敵人的印象形成，則這種固化的認知很難被改變。
認知失衡，既是刻板印象形成的原因也是其結果。由於兩岸長期隔絕，彼此之間的資訊溝通存在諸多盲區，造成彼此間認知的片面性。有台灣學者就深有體會“2010年10月6日，由台獨大老辜寬敏出資成立的‘新台灣國策智庫’，邀我去主持一場有關大陸對民進黨政策的討論會。兩個小時的討論會中，與會者包括智庫研究員、扁政府時代卸任的政務官，讓我普遍感覺到他們對大陸涉台事務的陌生。”⑬劉國深教授也認為，中國大陸正在快速變化之中，民進黨內有些人不僅沒能掌握這樣的變局，而且還停留在20年前的大陸認知，甚至停留在更早期的認知之上。⑭可見，民進黨對大陸的認知片面，沒有跟上時代的變化。民進黨已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逐步加大對中國大陸的研究和瞭解。隨著兩岸交流的增多，雙方的刻板印象會逐步的減弱，並逐漸形成更為客觀和全面的認知。
兩黨建構性關係進化的可能與影響變數
儘管困難重重，但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及中國大陸不斷崛起的背景下，民共兩黨關係的進化存在可能，並已初露端倪。
一、兩黨建構性關係進化的可能
首先、基於兩黨執政利益考量，雙方有意圖推動雙邊關係的進化。對兩黨而言，敵人文化的存在所形塑的利益越來越小，對彼此敵人形象的塑造和敵意性宣傳所能獲得內部凝聚力和政治利益在逐步減弱。在2008年大選尤其是2012年大選中，民進黨對兩岸關係和對中共的敵意性宣傳、操弄行為在減少就是例證。而兩黨關係和緩所帶來的政治效用遠比敵意所能帶來的大很多。所以，敵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符合兩黨的黨際交往和利益需求。對民進黨而言即跨過最後一里路，對中共而言即是爭取台灣的關鍵少數民意以實現兩岸關係的持續發展以致國家統一。和平發展的時代背景促使兩黨調整以至於放棄敵對的對抗性思維。唯有理性面對對方的存在，面對面的進行溝通，建立制度化的交往機制，才可能實現誤解的消除以及分歧的化解。
其次、兩岸主導性群際文化的內化和擴散能力對兩黨次級文化結構產生影響。當前，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普遍性和主導性的共有知識，即使民進黨也難以反對。這就進一步保證了兩岸人民很難再回到戰爭的敵對狀態。目前，兩岸的主導性群際文化是洛克文化，即競爭的對手。兩岸在若干規範和制度下進行公平競爭同時也基於彼此需要進行互利合作。洛克文化已在兩岸不同次施動者間內化，在台灣內部也逐漸深入人心。這對民進黨而言有較大的同化作用，使其難以反對兩岸之間的正常交流和合作。近期民進黨的一系列調整也正是基於此，如黨內對建立民共交流機制的討論等都是兩岸主導性群際文化的擴散能力和內化能力的體現。另一方面，隨著兩岸化進程尤其是台灣社會兩岸化的推進，兩岸社會連接更為緊密，形成新的跨兩岸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這為兩黨形成一致的共有認知結構提供了土壤和基礎。總之，上述因素對民共兩黨之間的次級文化結構有重要的影響。
再次、中國大陸崛起的全球性影響足以改變世界固有的政治格局和對中國的認知結構。如果大陸在崛起過程中，能實現對文化和價值的超強論述能力，創造出一條新的可持續的發展路徑，則足以影響世界範圍內的對中國認知的改變。同時，也有可能使中美兩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實現雙方康得文化結構的建構。由此，台灣之於美國的戰略性地位就大大下降，解決台灣問題將成為中美共同利益的一部分，這將迫使民進黨更為積極地開展與中共的黨際交往，同時中共也會更加自信地同民進黨進行往來。
最後、在互動中兩黨對彼此的認知在發生改變。民進黨內務實派的推動以及黨內各層次人士對大陸的訪問交流將有利於其兩岸政策的調整，進而實現其對大陸認知的革新，改變自有知識。大陸也深刻認知到民進黨並非鐵板一塊，其黨內派系和立場有差異。回避大陸崛起的事實，排斥兩黨交流的主張是民進黨內部分人的主張。經過八場華山會議討論總結出的“對中紀要”，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而言並未有實質改變，但也提出如“本黨應積極自信參與兩岸交流，包括智庫與地方執政縣市的城市交流”。再有對陸生、陸配的態度有所改變，如提出要“營造一個讓陸配、陸生與陸客，尊嚴生活、健康學習及平安旅遊的友善環境”的積極主張。⑮可見，民進黨已開始著手調整其自有知識。
二、兩黨建構性關係進化的主要影響變數
由前述分析可知，目前兩黨關聯式結構屬於敵人文化的末期，有向對手文化調整的可能。即由霍布斯文化調整為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霍布斯文化和康得文化的過渡階段。很明顯，短期內民進黨不會成為中共的朋友。兩黨文化進化需先實現對手的角色認知和關係建構。先由敵人文化進化到對手文化，在對手文化深度內化及合作不斷增多的情況下，才可能推動朋友文化的到來。基於溫特關於敵人文化向對手文化轉化的相關論述，筆者認為兩黨實現敵人文化向對手文化的進化依賴於以下幾個變數：
變數一、接受兩岸群際共有規範及國際共有規範的程度。當前最重要的兩岸群際共有規範，一個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格局，另一個是兩岸“領土主權一體”的法理事實。如果不接受兩岸群際共有規範，則很難實現兩黨黨際交往。在和平發展的問題上，兩黨已基本形成共同的認知，這一觀念已成為兩黨的共有知識。但在兩岸領土主權關係上的認知上，兩黨有根本性的分歧。中共認為中國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一個中國，而且“一個中國”原則已得到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承認，成為國際共有規範；民進黨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灣”，大陸和台灣互不隸屬，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但是如果民進黨凍結“台獨”黨綱，並公開承諾遵守符合“一中架構”的“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則兩黨有可能建立起最基本的政治互信，進而開展交流。⑯
變數二、反省能力的強弱，能否對舊有敵人文化的局限性、破壞性進行深刻反思。反省能力是個人和組織得以進步的重要基礎，也是進行自我知識更新的重要方式。反省能力越強越容易體悟到對抗式的敵人文化對雙邊關係的破壞性，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阻礙作用。同時通過反省，雙方也認知到無法忽視對方的事實存在，必須正面接觸。當前兩黨已認知到無法回避對方的事實性存在。台灣學者陳淞山對兩黨的建言就極為中肯，他指出，大陸需要理性面對民進黨可能重返執政的政治現實與客觀環境，不能讓民進黨只能往“台獨基本教義派”再度靠攏，喪失了民共正常交流的契機與空間。同樣，民進黨也應積極改變“反共仇中”的敵對心態，不僅能夠對陸配、陸生與陸客的相關法令與配套政策大幅調整、鬆綁，更要正視“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及“正常國家決議文”相互矛盾的政治牽扯，理清方向凝聚新共識以形成新的決議文，來處理民、共交流的政治障礙，以利民進黨重返執政。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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