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上，解嚴後的台灣，從以往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對閩南、客家乃至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的打壓及禁錮中尋求解放，或推動所謂的“本土文化”復振運動，便不能視之為“去中國化”，而是去除以往威權統治集團基於統治上的需要（包含“去日本殖民文化”或“去皇民化”），所採取的單一化行動。
尤其當台灣社會於解嚴後所開展之有關閩南、客家乃至原住民族文化的復振，或者增加對所藉以生存之台灣史地的認識，並非以消除或取代國府來台後，藉由統治權力所強行推動的“國語運動”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目的；而是尋求共生共存、兼容並蓄、多元發展，乃至並未意圖取代後者已經取得之主流地位。
二、文化去中國化的兩個案例的觀察
當然，這是否意味“文化去中國化”或“文化台獨”的意識或企圖是全然不存在的？情況似乎也不是如此。但對於這樣的問題，則應從現實及文化脈絡中去瞭解，而非衝動地隨意扣上政治帽子，或採取超乎實際情況的過度解讀。
例如，就語言而言，在台灣族群分布上佔有主流優勢地位的閩南族群，其所使用的閩南語（河洛語），即使進入後解嚴時代，迄今並未取代“國語”（普通話）的主流地位，甚至鮮少被刻意推動；尤其在主流媒體或者官式場域中，更是如此。即使萬一以閩南語取代現行“國語”，正如以廣東話或上海話取代“普通話”（如果有那麼一天），概念上也難以視之為“去中國化”。
相對地，文字的“去中國化”是存在的，就是試圖以早期西方來台傳教士當時為傳教所發展出來的拼音式“羅馬字”為基礎，意圖取代現行繁體漢字（中文）的書寫體系。但這部分始終存在於很小的群體範圍，難獲共鳴，即使在可見的未來，仍難獲台灣社會的廣泛認同與接納，從而發展成為主流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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