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植根於現實，所以，它首先對審視和指導當代人類社會生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層出不窮的全球性問題，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科技、軍事等各個領域衝擊著國際社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因特網的廣泛使用，全球化、全球治理更全面、更深刻地影響著當代國際關係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在這種衝擊下，人們日益感受到超國家、超國界的力量，無論是物質的、制度的，還是價值與理念的力量。在物質向度上我們目睹跨國經營的普遍化，軍事干預，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震蕩等；在制度向度上表現為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日益增強的約束力，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等；而價值與理念方面則 感受到可持續發展、人權、責任、共贏、合作等理念被廣泛認同並產生制約性影響。顯然，國家的權威與掌控能力受到挑戰，人們所熟悉、所習慣、所堅信的國家體制及其觀念不再像以往那樣無可爭議，不可動搖，全球性的事物、現象、規則正開始作為一種新的參照系顯示其生命力。
當然，如果說全球性已從根本上動搖了國家所體現的國家性、領土性，宣告國家神話的破滅，那的確是誇大其詞，危言聳聽。但是，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全球性現象的日益增多與增強則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這就客觀上決定，當代人類不能把自己的視野和觀念鎖定於國家，認為國家是人類組織社會生活的最終的、最佳的體制、單元，人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生活的全球拓展，必然要求一種不同於國家的新的制度性安排。這種新的制度將顯示其全球性特征，並同國家一起共同管理人類的公共事務。因此，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不是簡單的全球性現象與制度去完全取代國家性現象與制度，而是兩者的碰撞、對話與協調，其目的在於回應人類遇到的新問題，找到應對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的治理之道，推進人類文明的進步。總之，全球性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新坐標，必須善待它。破除對全球性的恐懼感，理性地審視和認同全球性，是全球化時代急迫的現實需要，也是國際社會從困惑、動蕩、轉型走向理性、有序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全球性不僅在現實層面上標示了社會生活和公共事務的新指向，即超國家的、整體性的人類指向，更在理論層面上觸及了根深蒂固的國家主義的理念、價值與思維。國家主義堅持國家中心、國家本位，認為國家主權的至上性，國家利益的神聖性，國家行為的正當性都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政治學說和觀念，對內將國家凌駕於個人的權利、利益和要求之上，藐視人權、排斥社會；對外則以對抗性思維處理國際事務，片面追求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張揚本國對世界的關切與戰略目標，試圖成為世界的中心或主宰。因此，國家主義對內會導致專制與集權，對外會滋生霸權和衝突。當然，這樣講並不意味著要完全否認國家主義在當代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合理性。因為人類的現實是依舊生活於以國家為基本社會單元的階段，而只要國家存在，國家主義就有生存的土壤，追求國家的權威，提高本民族的國際地位就有現實的吸引力。
但是，對於國家主義的弊端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應有的警惕。全球性正是在揭示國家主義的謬誤，防止國家主義的危害方面能夠起到重要作用。全球性以人類本位、全球價值、全球意識、全球倫理為特征，從而形成與國家主義迥然不同的全球主義。全球主義以正在生成著的人類整體為觀察、思考、研究對象，探究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存特點、價值追求、活動方式，以及制度安排和倫理規則。顯然，全球主義無論是邏輯起點、歸宿都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並且仍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主義。這種對照與反差，客觀上要求一種研究範式和思維模式的轉換，即從方法論的民族主義轉向方法論的全球主義。沒有這種轉換，試圖僅僅在方法論的民族主義的框架下作適當調整、修正，是難以認識和應對全球化所彰顯的諸多超國家現象與問題的。這是因為，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其理論中軸、價值定位、制度安排皆表現出鮮明的國家性，追求明確的國家本位。換言之，無論是其現實的關懷還是理論的視野都鎖定或局限於領土性國家。正是這種視野、價值以及相應的認識思維和框架，決定了它很難擺脫國家的束縛。而方法論的全球主義則超越國家，以全球的視野、價值和思維認識全球化時代的新現實，它所看到的是一個整體性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是人類作為一個類主體所展現出的新風貌、新價值、新問題。這些新的現象與規範是方法論民族主義不屑一顧，也是無力解釋和回應的。顯然，這正是全球性的理論價值，它要研究和回答人類面臨的日益增多的超國家問題，還要探討如何協調全球性與國家性、全球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關係，為人類從國家主義時代理性地走向全球主義時代提供理論、觀念和價值方面的支撐與思考。
總之，中華文化的復興必須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人類文明。中華文化必須超越國家主義、中心主義和偏頗的特色性與特殊性思維，構建全球主義指向的新文化，以博大的胸懷建設自身，並致力於推進人類的整體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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