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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戲劇學院 |
中評社北京3月2日電／“我一直認為，要提高中 國戲劇的質量，必須強調和提高戲劇的文學性。”
近年來戲劇演出發展很快，量的增加有目共睹，但質卻好像並沒怎麼水漲船高。一個公認的原因是，劇本質量不高，也就是文學性有問題。這個問題背後兩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許多“策劃”並沒有與劇作家內心產生共鳴，有些“創意”片面的“西化”。這兩個概念本來都很重要，問題是走向了極端。從總體上說，戲劇的質量說到底取決於編劇的水平，可現在很多人並不這麼看。有人認為更取決於高屋建瓴的策劃者的水平，編劇只是體現其“點子”的執行者;也有人認為，當代戲劇已進入“後劇本”時代，就應該是“某某導演作品”，編劇可有可無，即便有也不過是像電影界的寫手。
十多年前來了創意產業的種種理論，靠“能賺錢的點子”策劃文化藝術成了時髦的說法和做法。不僅有錢的老板紛紛加入拍腦袋策劃文藝的行列，還有很多外國專家紛至沓來，用外國經驗來為中國人做策劃。組織節令性的拼盤慶典等活動，高端的策劃協調當然必不可少，而且應該是第一步的，但戲劇不同。好的戲劇絕不應隨著節慶而曇花一現，應該能長久演出;而且，戲劇總體上是一種敘事性的文學樣式，它的第一步是作家的單獨勞動———寫作。
2500年的人類戲劇史上有許多經典一直在世界各地演出，因為劇作家在劇本裡凝結了體現其獨特視角的精彩深刻的故事、人物、思想。其實好戲也有不少是從理念出發主題先行的。西方藝術理論的祖師爺柏拉圖早就天才地預測了一種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創作模式:從理念出發，在生活中找到個別事物作參照，二者結合產生藝術作品。雅典娜等古希臘塑像大多是根據神話人物而作的，而且還是出自政府或富人的訂貨———也就是策劃。羅馬的造型藝術比希臘更寫實，甚至會在雕塑前直接從人臉上翻制蠟像，但後人卻普遍認為羅馬的雕塑遠不如希臘。美術史上許多作品如“維納斯之誕生”、“最後的晚餐”、“大衛”不是重新發掘希臘神話，就是再現聖經人物;這跟中國的敦煌壁畫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有權人有錢人“策劃”出來的。我們固然可以嘲笑柏拉圖的“唯心主義”，但藝術史上很多這樣的作品相當好，一流的經典也不少。古希臘戲劇節是國家行為，悲劇中除了《波斯人》 一個例外，全是劇作家根據一定的理念，到神話中找來素材編成劇本的。《俄狄浦斯王》 的故事用任何生活邏輯來審視均可謂荒唐，卻塑造了一個古今中外上從未有過的為了國民利益堅決撕毀自身形象的理想君王。《俄瑞斯泰亞》 設想出一個理性的審判團，終結了劇中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20世紀的蕭伯納、薩特、布萊希特、阿瑟·密勒都是理念為上的大劇作家。薩特主要是哲學家，其次才是文學家，他寫戲就是用來宣傳他的哲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布萊希特要用戲劇來改造社會，絲毫不回避理念第一的風格，他恰恰是最偉大的劇作家兼導演。蕭和密勒也都是相信社會主義的政論家兼劇作家。所以，問題不在於創作可不可以從理念出發策劃先行，而在於理念本身有沒有價值和深度，策劃是不是與作者的真誠信念契合。我們眼下大量策劃劇目的問題是，作品傳達的是他人的“創意”，作者自己未必信服。它們是根據各種功利的需要，用各種配料添加劑“勾兌”而成的化學酒，而天然好酒是要劇作家長期積累慢慢“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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