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一開始就能在監獄這樣自如地生存。剛進來時，江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懼，“你要是說判個幾個月、半年、一年的話，那還行，5年半，我操，說不著急，能不著急嗎？”聽到判決時，他不敢想象——5年半，5年半怎麼過？最痛苦的時候，曾偷偷哭過一場，失眠就整宿整宿地聽收音機。
啟蒙教練劉國江來監獄看他，江津記得是2013年最後一天，他和劉指導相對而坐，好多年沒見了，卻是在監獄裡，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沒話找話，“您頭髮白了。”
劉國江說，你也白啦。
後來，江津決定把日子只過成今天和明天——在監獄的“今天”，還有出獄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監獄裡看過他，江洪告訴《人物》，當他看到著穿著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時，腦海中閃過的畫面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著隊長袖標站在球門內，意氣風發。那是弟弟職業生涯的巔峰期，江洪坐在電視機旁看比賽，同是守門員的他會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處在那個位置，會不會撲出那記射門，做得更好？“雖然他是你的弟弟，你會祝福他，但是你們又是同行，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競爭夥伴，又是手足。”但在監獄裡見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說，來，我們擁抱一下”。
他們抱了10多秒，這是江洪記憶裡兄弟間最溫暖的一次接觸。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個重度的霧霾天。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江津減刑8個月，提前出獄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滿心歡喜地在冬日裡等待著他。
子承父業
也是一個冬天，江洪12歲，江津11歲，父親江永林送他們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車站，一問，離八一隊的訓練基地還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揮，“打車！”。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車打到（基地），20塊錢，我爸那時候一個月工資才60塊。一輛上海的伏爾加轎車，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後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門廣場。”江洪說。
江永林已經80歲了，在上海接受《人物》採訪時，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當地的老年足球隊當門將，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談的話題。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夢想的一刻，是1956年。他是上海青年隊的守門員，隨隊參加全國青年足球錦標賽。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打進決賽圈的球隊捉對厮殺，五場比賽，他左撲右擋，沒有讓任何對手射門成功。後來，總結大會上，新中國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練、匈牙利教練約瑟夫專門表揚了他，說上海隊的守門員凌空撲球撲得好。
比賽前，江永林聽說要選拔隊員成立國家青年隊，他想這下有希望了，“要是進入國家青年隊呢，我今後到國家隊的希望就有了，那時候受的教育，就是要進國家隊，為國爭光。”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新一代守門員，足球場上的勝負已經納入事關國家榮辱的宏大敘事，最出色的守門員能得到最光輝的稱號——“攻不破的萬里長城”。
“結果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搞了，不成立了。”
“我錯過了機會，但這個雄心我一直沒放棄。”前半生的命運沒有讓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饑荒”，供應困難吃不上飯，他所在的球隊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開始，一個球隊11個人也要揪出階級敵人，後來的八一隊主教練劉國江說，當時的八一隊球場上，都被種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轉業工作，和原是籃球運動員的趙桂英結婚，“文革”爆發一年後，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到了1974年，“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從領導人的口中蹦出，“當時，我想我的理想沒有實現，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來實現啊。”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這個消息的，他7歲，調皮搗蛋，從三樓摔了下來，右踝骨折，他記得急匆匆趕到醫院的父親看到他說，“小子，既然你這麼能摔，就跟我練守門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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