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禮拜天的時候，大家都休息，他們兩個還到球場去，哥哥帶弟弟：哥哥射、弟弟接，一邊示範一邊實踐。”離那時已經有30年了，劉國江卻依然能想起兄弟倆小時候訓練的畫面。
江洪性格外向，有大哥風範，江津內向、說話還有些口吃。兩個人的外號也大相徑庭，人們叫江洪“三毛”、“毛哥”，叫江津“大竿兒”、“大傻”。一同長大的郝海東用“善良、隨和，甚至委曲求全”形容江津，江津睡覺時總是側身拳起雙腿，雙腳露在被子外面。宿舍的標準床和被子對於他來說永遠不夠長，但他從不提要求。
兩個人離家千里，相依為命。江津被排球館的人欺負了，哭著回來，江洪就要衝出去找回場子。
江永林很滿意兒子們按著計劃成長起來：“每次有什麼重大比賽，我都提出任務。譬如說中國要成立國家青年隊了，江洪適合這個年齡段，我就寫信給江洪，我說江洪，馬上國家隊的青年隊要成立了，你好好打，爭取到國青去。下一屆國家青年隊，我又寫信給江津。後來國奧隊又成立了，反正到哪個年齡段，我就寫信給他們，作為任務提出來，孩子都蠻爭氣的。”
只要江津、江洪回上海比賽，江永林夫婦都會去現場，江洪記得父親曾告訴他，門前只要出現危機，母親不僅情不自禁地大呼小叫，而且會下意識地拍打或猛掐坐在身邊的父親的胳膊或大腿，“所以一場球下來，父親的身上往往是傷痕累累。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不堪重負的父親後來再看我們的比賽時就選擇和母親一起在家看電視轉播了。”
當時，江洪是八一隊的主力門將，江津坐在替補席上，“這又出現一個矛盾，兩個人都是守門員，總不能輪著打吧。”劉國江說，“一個為主，一個為輔，壓著誰都不合適。”
江洪看到坐在替補席的弟弟心裡內疚， “每次安排比賽陣容的時候，我都會向江津看一眼。”後來，他告訴江永林，“他說爸爸，因為江津是我弟弟，所以我沒必要跟他競爭，我是哥哥，我應該把好位置讓給他，如果他不是我弟弟，我肯定要把他比下去。”
1993年，江洪給八一體工隊大隊長寫了一封7頁的長信，要求離開八一隊。那年，中國足球職業化聯賽即將打響，江洪遠赴深圳加入一支新成立的球隊，“我當時離開的時候是比較擔心江津的，因為他，各個方面好像並不是一個很堅強，也並不是一個能夠很敏銳地去洞察事物，迅速做出正確判斷的人。”
巔峰
1999年，江永林專門去了八一隊，要求讓江津轉會——上海申花對江津拋出橄欖枝。當時上海申花是甲A亞軍，而八一隊已經降入甲B。“那個時候八一隊已經不行了，不能用外援，沒有贊助，經濟條件也不行，運動員的工資待遇也不行，人家俱樂部有贊助。”江永林說，1316工程的隊員都走了，江津是留到最後的一個。
八一隊屬於部隊編制，江永林被告知，總政治部的領導說了，誰都可以走，就是江津不能走。他急了，去找八一體工隊的大隊長，對方向他保證，“這樣吧，林哥，你叫江津再守一年，明年我肯定放。”
“你別騙我。你說話算數？”
“算數。”
一年之後，江津轉會離開，工資變成一年140萬，翻了一番。這一年，他成為中國國家隊的正選守門員。
江洪的日子過得也不錯。在深圳，他度過了自己職業狀態的巔峰期，幫助深圳隊打入甲B，第二年又打入甲A，被評為甲A年度守門員。與江津“老實”、“本分”、球風穩健的個性不同，江洪“張揚”、“難管”、“桀驁不馴”。每次撲出險球，他喜歡站在門前大喊大叫，他被譽為“中國最會撲點球的守門員”，出現在深圳的城市宣傳片中。他開著敞篷跑車，行駛在柏油大道，“代表著深圳一種健康、向上、積極的形象。”他還是深圳的“城市英雄”，後繼的則是李雲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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