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正在引領、影響或參與中國完成大國和平崛起最後衝刺的人們來說，戴秉國回憶錄記錄的外交史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傳承。在未來道路上，無論中國變得如何強大、自信，都需要像戴秉國在書中寫道的那樣，更加懂得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處理好同外部世界的關係，從而“既有利於實現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於全人類”。
“遠”的是，戴秉國的文字一路從記憶深處走來。
開篇第一章，戴秉國回顧了他是怎樣從深山走進城市、從大學走入機關、從青澀走向成熟——“這個時期對個人毅力和品格是嚴峻的考驗”，“對於我全面真實地了解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實際情況非常寶貴，它大大增進了我對勞動人民的樸素感情”。這樣的情感對每一個服務於國家外交事業的人都是必備的前提，使我們知道每天付出的辛苦都是為了誰。
從1941年在貴州省印江縣對馬村杉木山出生，“18歲那年”“走出大山”，到1966年進入外交部蘇歐司，1973年結束在蘇聯長駐回國，到1995年奉調中聯部，2003年回外交部擔任黨委書記兼副部長，2008年出任國務委員，再到“2013年3月16日下午4時零8分，我離開了中南海的辦公室”，跨越72年的不僅是個人的心路歷程，更有個人背後的國家歷程。
在回憶錄中，戴秉國“漫漫長路再回首”，談了他對長期參與對蘇工作的體會。這份記憶十分沉重，承認中蘇兩國兩黨關係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帆風順的，曾陷入“意識形態至上”的陷阱，中國正是吸取了“前面的教訓”，改革開放以後提出了“不以意識形態劃線”，開辟了外交工作新局面。戴秉國寫道，凡事都要講辯證法，中蘇關係惡化客觀上為中國打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帶來了機會，在打開同西方國家關係後，我們又適時把改善同蘇聯關係提上了日程，在戰略上贏得了主動，中國外交的大格局更符合實際、更成熟、更完善。
戴秉國特別提醒我們，中蘇關係正常化帶來了一種新型國家間關係，也就是後來常說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關係”，這是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起來的國家間關係。從字裡行間我們不難體會到，當下中國處理同其他大國的關係，包括謀求與美國建立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又何嘗不是與那個時期在全力維持“大三角”平衡過程中積累的經驗談一脈相承、異曲同工？面對當下中國外交基於國家實力變化和利益轉換而必然要在不同大國對像之間產生的遲疑、困惑甚至搖擺，我們所要做的，不應是退回到某個年代，像一個身居超級大國夾縫的弱國那樣左右逢迎，而是密切結合時代特點做出自己的判斷，建立自己的支軸，做大國關係的運籌者、協調者、引導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