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本土意識，即偽主體意識建立起來以後，內地也成為另一個“他者”，但這個“他者”與香港人想象中的英國人這個“大他者”截然不同。內地的“他者”角色是一個在第一階段就已經建立起來的，被視作西方化自我的對立面的“他者”。只不過在第一階段，香港人還將自己視作是華僑，將自己看做是落後的，需要作出改變的中國人；而在這一階段，港人開始將自己與內地人相剝離，用前殖民者一樣的角度和評判標準將內地視為落後的“他者”。在香港回歸的歷史轉折中，將內地看成“他者”的偏見並沒有發生逆轉。事實上，在香港回歸前夕，中央政府逐步接管香港，許多港人就對“九七”回歸後香港未來的不確定性產生焦慮，這種焦慮強化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強化了“二元對立”思維。香港回歸後，港陸經濟地位逐步變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經濟造成重創，而內地經濟穩步發展，港人對富裕起來的內地民眾的排斥心理，這對“本土意識”的建構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從而加劇了部分港人“偽主體”的症候，使其進一步喪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
二、“偽主體”的症候——無意識地代人言說
按照拉康的話語政治學，無意識是他者的話語。可以說部分港人是代人言說，是話語的“代理”，而不是真正的話語發起者。出現這種症候是由香港和西方社會所處的話語權力結構決定的。
港人的這種“偽主體”的症候非常明顯地表現為港人具有霍米•巴巴所說的“本土的世界主義”意識。在霍米•巴巴看來，在殖民的過程中，被殖民者儘管是殖民的受害者，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通過殖民者所帶來的文化和傳統向人們言說。因此，具有悖論性質和諷刺意義的是，被殖民者的視野得到了擴展，被殖民者變成了本土的世界主義者［4］。所謂本土的世界主義，在霍米•巴巴看來，其“精神核心是用少數人的眼光來衡量全球發展。”［5］他認為，殖民者通過向殖民地灌輸其價值觀，縮小了被殖民者在倫理方面的認知空間，並令他們陷入到對其文化、價值觀具有普適性的誤認當中。事實上，香港的本土主義是以尊重西方文化和倫理的權威為前提，香港的世界主義則是以承認西方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意義為前提，而真正屬於中國香港本土的東西卻被香港的“本土世界主義”者視作了邊緣。對於部分港人而言，其本土性就意味著世界性，其所持有的西方式的價值觀、生活方式、評價尺度具有普適性、客觀性和時代性。追求區別於內地的香港本土意識就意味著合乎世界趨勢、合乎普世價值。在這裡，香港的“偽主體”的症候——無意識地代人言說展露無疑。
在香港，非西方文化長期被邊緣化，而西方文化則以主流自居，最終形成了以西方文化為中心，其他文化為外圍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下形成的所謂本土文化，其實質是對自己文化的誤認——將西方文化看作是主體，就連最為本土的廣東文化也因沾染了西方色彩而擁有了所謂“港式”的內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部分港人才有了越香港就越世界的後殖民觀念。
在問題的表層，我們看到港人對自我身份產生的誤認，比如“港人優先”的港獨組織的“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自我”與“他者”錯位的認知。但這僅僅是“偽主體”和身份倒錯症候的表層。從深層次看來，部分港人所追求的並不是香港化，而是西方化。這種深層次的症候最明顯地表現為部分港人產生了對內地人的自我優勢論，“香港人”的身份看做是文明於“中國人”的身份，這種優越感是在殖民歷史時期就被建構的，本質上是西方文化對非西方文化的話語霸權。
三、醫治“偽主體”精神症候的路徑分析
香港在回歸以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讓港人建立起對“一國”的國家認同，推動香港的“去殖民化”，醫治部分港人“偽主體”精神症候。由於西方文化的強勢話語霸權，導致香港批判性文化難有生存空間。自我主體言說，言說其潛在的欲望、身份、壓抑狀況，言說其本有的權利，擺脫他者地位，尤其是建立香港底層人訴說自己欲望和權力的空間，爭取他們的話語權，成為一個艱巨的政治和倫理任務。因此，應當推動香港建立一個擺脫“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新的協商空間，只有這樣的空間建立，才能真正衝破香港文化中的東西方矛盾的疆界，走出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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