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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發表演講（中評社 張爽攝） |
2000年的時候我在鳳凰衛視做對話，提出2000—2030年，中國如果懂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業差距，然後來加速自己國家發展的話，應該是有潛力維持8%的增長20年。如果這個可能性實現的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可以超過發達國家。其實我們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就已經超過發達國家。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在第二次大戰以後，在非洲、南亞，大部分國家還陷在低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國家一直還在中等收入徘徊，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縮小，理論上有可能，但實際上沒有實現，這是很令人納悶的現象，為什麼？我想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去研究，去了解。
我們知道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你要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進行產業升級，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比如要建立電站、港口、公路，同樣是需要投資的。所以投資在現代經濟增長當中是不能缺少的，投資就需要資本。二戰以後，多邊國際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還有雙邊發展機構，像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多贈款或是低息的優惠貸款，從理論上講這些援助提供了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資本，有了資本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應該就可以發展得很快。但是據統計，雖然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援助高達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卻還是在貧困當中。
現在中國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了，中國也開始對外提供援助了，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研究怎樣使中國的對外援助，真正能夠“好心辦好事”，讓接受我們援助的國家也能夠實現現代化。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思路決定出路”
2008年，世界銀行有兩位諾獎獲得者，一位是研究經濟增長的羅伯特•索洛，另一位是邁克爾•斯賓塞，他們兩個人牽頭組織了二三十個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有理論基礎並且有很多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組成了一個增長委員會，他們研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了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從19世紀末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長期的增長速度大約是3%，如果發展中經濟體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的話，就代表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高兩倍還多，如果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就可以大大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增長委員會發現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征：第一，它們是開放經濟，它們用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理念，來生產世界所需要的產品，也就是利用它們的比較優勢來生產，利用後發優勢來發展。第二，它們都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第三，它們都有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四，它們都是市場經濟，或是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第五，它們都有一個積極的、有為的政府。他們說這五個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處方，就像中藥材一樣，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這五種藥材，但是單單知道藥材，沒有藥方的話還不夠，因為我們知道，每種藥材如果用量對的話，它可能就是良藥，如果用量不對的話，它就變成毒藥了。另外我們發現，成功發展的經濟還有一個特色，有些是完全靠國內的資本積累，像日本、韓國，它們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不歡迎外資的，也不允許它們的企業向外國借錢。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外資進來的不少，但是雖然從總量來看相當多，但是從相對量來看，外資在我們國民經濟投資當中的比重是不高的，大概在5%、6%左右。而有些國家，像新加坡，則大量利用外資。我想對經濟發展，我們不僅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要素，還要知道有什麼好的藥方，這是一個在研究上很有挑戰性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只是講成功的要素，我們可以直接看發達國家有什麼，我們缺什麼，然後就認為發達國家有的就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實際上單單有那些條件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不見得。所以我們必須清楚了解到底怎樣的政策組合，怎樣的政策思路，才能讓一個國家成功，並且表現出這些特征，這是我這些年研究的一個努力方向。
就像凱恩斯在他革命性的著作《通論》的最後一章最後一節的最後一句話所說：“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敗的關鍵。”這就像我們常講的“思路決定出路”，思路是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的努力為什麼不成功？最主要的是它們的思路受到主流的發展思潮的影響，而這些發展思潮並不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它們當時的發展思路，發展理論，它們制定的政策到底取得了什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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