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柯建銘的提告，台北地檢署的立案，台北地院的接案，儘管是有意報復，但馬英九也只能是自認倒黴，怨不了人。有“政治潔癖”的馬英九，眼中容不得一粒砂子，這本是好事一樁，卻因為“水至清則無魚”，不善於團結絕大多數，再加上不懂權謀，追究王金平與柯建銘的“司法關說案”只顧追求實體正義，而忽略了程序正義，“去”得太盡，本來對自己極為有利的“關說案”，反倒成了回力標，在打中目標對象之後，再飛回來狠狠地打中了自己，“殺敵五百，自損一千”。
就以“教唆洩密案”的背景為例，他是不滿王金平在“立法院”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刻意拖延，拒絕使用“國會”警察權”，任由民進黨和台聯黨“立委”阻擾，而早就懊惱萬分，希望能“拔”掉王金平，讓“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遞補為院長後，主持“立法院”，盡快審查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就正在此時，“檢察總長”黃世銘連夜到官邸報告，透過監聽等技術手段，偵察到柯建銘與王金平涉嫌“司法遊說”，因而認為“鴻鵠將至”，立即連夜召集吳敦義、江宜樺、羅智強等人到官邸商議“炮轟”王金平的是一，並於翌日親自出馬召開記者會，將“司法關說案”捅了出來，從而釀成了“九月政爭”。
馬英九還虧的是法學博士，而且還曾出任過“法務部長”，為何就忽略了司法程序？實際上，基於司法保密的原則，馬英九雖然貴為“總統”，但不能知悉正在偵查中的案情，也不能公開於眾，更不能以自己的主觀認知來公開評議案情。如果他在收到黃世銘的報告後，只是鼓勵黃世銘繼續深入偵查，待時機成熟後就“收網”，並透過媒體的報道公開於眾，這才是“敲打”王金平的正確方法。即使是被揭發黃世銘曾經向他報告相關案情，他也沒有任何責任，至多是黃世銘涉嫌“洩密”，馬英九只是“被動知密”而已，但由於沒有洩密，因而可能較容易脫身。
但是，他卻“衝過了頭”，因而遭到“司法關說案”的關鍵人物柯建銘，反過來控告他“教唆洩密”，原本的嫌犯反而“理直氣壯”，正是“人妖顛倒是非淆”。但法律就是法律，馬英九的做法的確是荒謬。而且更嚴重的是，倘只是單純的“洩密”，即使是罪名成立，量刑也不重，實際上此宗“洩密案”在黃世銘的部分，主動涉密的黃世銘也只是被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四十五萬五千元定讞而已；但馬英九作為“總統”，卻知法違法，並運用公權力召開記者會，公開正在進行秘密偵查的司法秘密，那就比黃世銘的洩密罪加一等。而按柯建銘的指控，馬英九將黃世銘陳報的偵查機密轉告給他人，觸犯《刑法》洩密罪、《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法定刑為三年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雖然均不是重罪，若被告坦承犯行，必會被處六個月以下而得易科罰金，甚至獲得緩刑。只是以馬英九的個性及曾位居“九五之尊”，認罪的可能性並不高，在事實證據面前，可能會“頂格”判處，那就是司法實踐中的“大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