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與“共同語”
功能不同，須平衡其微妙關係
一是“方言”與“共同語”的關係。
最近港星陳小春發了一條長微博，隱隱有引發“方言與普通話誰更有文化之爭”的態勢。公正地說，方言與人的鄉土文化更為親昵、更為契合，它攜帶著更多的文化密碼，也包含著更多的“地方性知識”。影視劇一使用方言表演明顯更貼近生活，作家也大多拒斥使用純普通話寫作——汪曾祺曾說過“普通話是語言的最大公約數”。然而這個“公約數”又必不可少，對不同地域人群之間的交流、對增加社會內部凝聚力，都起著難以估量的作用。
無共同語不足以行天下，無方言不足以親鄉邦。方言與共同語，在社會生活中分別承擔不同的功能，如何平衡它們，是非常微妙又很現實的問題。
大家一定都體會過某個場合幾位老鄉操著方言言談甚歡，而在場的外地朋友不免向隅的尷尬場面。交流的普泛化、外向化既要求人際溝通的去方言化，同時也亟須共同語（不完全等同於普通話）的擴展與豐富。我的同事，學者施愛東曾觀察到家鄉縣城已經出現了一種“新話”，既不同於當地方言，也不同於普通話，而是為了適應“移民”漸多的需要發展出的簡易版共同語。網絡共同語中出現的“猴賽雷”（粵語“好犀利”）、“奏凱”（河南話“走開”），還有2016年風行一時的“藍瘦香菇”（廣西腔“難受想哭”）等對方言的“直譯”，其實反映了共同語對方言的某種吸納與融合，雖然尚未進入全民共同語，卻讓人看到了共同語開放的邊界。
“公言”與“私語”
分寸不同，須明確使用區域
當前輿論場上出現的眾多滿是戾氣的爭執，很大部分源自“公私領域”的難以明確區分，而區分公私領域，語言的使用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這兩年許多人從微博退回到微信朋友圈，正是由於不習慣相對公共化的微博上口水四濺、穢語橫飛的表達習慣。公共空間的觀點表達，與私人交友圈的言辭隨意，應該有明顯甚至根本的區別。
只看到支離破碎的信息，就依據自己的慣有經驗或道德立場投射情感，擅加評判，一言不合，惡語相加，是網絡爭論中的常見現象。它不僅傷害著社會互信，降低了輿論水準，同時也破壞了母語的分寸感與禮儀性。有個笑話說，老外學不好中文，因為中文一個“我”字就有鄙人、在下、晚輩、老夫、老朽、老子、兄弟各色說法，更不用說已經廢棄不用的卑職、奴家、小的、不佞等等。因應不同的語境，而採用不同的對應方式，本是中文的特色之一。雖然現代社會追求交流的直接與簡化，但並不意味著可以一套話語走天下，甚至用語言暴力橫掃一切。幾乎各國的語言裡，都會有“敬語”的設置。像漢語裡對長輩或陌生人稱“您”，書信往來時稱“先生”“君”“兄”等等習俗，在電子郵件與社交軟件上經常被忽略。用這些敬語來表達善意與拉近距離的功能，也就消散於無形。不能有分寸地使用得體的語言，恐怕也是網絡討論容易產生戾氣與衝突的主因之一。
網絡在拆除陌生人的交流障礙之外，也容易造成表達的公私不分，親疏不分。提倡區分公言與私語，並非人為製造繁文縟節，語言學界有“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語言形態制約思維方式”。在學術討論中，當一位討論者使用“筆者”“吾人”“我們”等代詞，可以看作不會將個人情緒、特殊經驗凌駕於普遍性討論之上的一種保證。而動輒用道德化的標簽如“直男癌”“聖母婊”“渣男”來指稱他人，製造了一種“先戴帽子再打棒子”的粗暴語境。像“魯迅是不是渣男”這樣的討論，先天就被框囿成了口水罵戰，字數再多也不可能獲得有效的結果，遑論陳寅恪所言“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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