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的實用性和必要性也是書法不宜買賣的原因之一。書寫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交流工具，日常使用書寫的工具和書法創作的工具完全一樣，實用和藝術的邊界從來就不是很清晰，文人們的信札、詩稿、賬目、藥方、筆記、日記基本都是用毛筆書寫的。文人一動筆就等於在“創作”書法，書法又如何能商業化？此外，雖然擅長書法的文人們是通過多年的練習才達到深湛的造詣，但是通常書寫一件書法作品的速度可以相當迅捷。對於求字人來說，除了長篇巨制外，他不會認為自己的索求會給書寫者帶來很大的負擔，求一副對聯不就是請你大筆一揮，寫十幾個字嗎？
賣字不體面 贈字顯友情
官員們在有俸祿的時候，為增加收入而賣字，大概會被認為是不夠體面的事。清初書法家傅山曾慨嘆：“文章小技，於道未尊，況茲書寫，於道何有！吾家為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為人役，至我始苦應接俗物。”傅山不曾為官，對他來說，賣字為生都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何況官員們。即使是公開掛潤例賣字的文人，如莫友芝等，朋友求字並不收錢，潤例是對生人的。這個習俗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國初年。也就是說，賣字的文人，也依然保留了相當大的非商品化的空間。如果將書法都作為商品來處理，那對文人文化將是一個重大衝擊。比如說，在舊時代，友人之間的相互題跋和酬唱，是切磋交流的雅事。如果寫字收錢，成為商業活動，很多文人的交流活動也會受到影響。
晚清的官員們寫字如此多，也正和維持自己所處的那個集團的凝聚力有關。我們來看曾紀澤在光緒三年（1877年）五月廿九日的日記：“為眉生兩孫寫折扇各一柄，四體書，甚工密。”李鴻裔（眉生）是曾國藩的幕僚，雖比曾國藩小整整二十歲，但和曾國藩的關係極為親密。光緒三年這一年，李鴻裔46歲，在蘇州賦閑。李無子，立侄子賡猷為嗣，推測下來，李鴻裔的兩個孫子年紀不大，最多十幾歲。但曾紀澤卻也寫得十分用心，既用“四體書”，又“甚工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翁同龢為戈什（衛兵）、巡捕、僕役和其他提供服務的人們書寫扇對，在晚清並不是特例。扇對是在支付了正常酬金後的額外禮品，表達對服務的感謝，而不是少付銀兩，以扇對抵值。這或許反映出了官員的禮品圈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但是，正因為是禮品，扇面上的官員的名款對禮品的收受者才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官員的書法不是商品，那麼書法流通就始於互換、饋贈、索求，它的流通範圍雖有所擴展，但尚在掌控之內。因為，一般地位卑微的人，並不能托人索求，只有那些有機會直接為官員提供了服務的人，才可以得到扇對禮品，而這樣的人總是有限。
那些送給衛兵、僕役的字有多少幸存至今不詳。因此，我們很難將它們和送給友人的扇對做一比較。但可以指出，同樣是送扇對，仍有辦法做區隔。特別是扇面之間的差別，比對聯之間的差別大得多。書寫者可視贈與對象關係的親疏、地位的高低，在扇面的字數、字體、內容、上款的稱謂和措辭等方面，來做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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