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來自美國的挑戰。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國家利益追求以物質性實力結構為基礎；與此同時，國際體系中的半物質性制度結構和非物質性理念結構，分別對一國利益追求產生規定性和合法性影響，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該國利益追求的可持續與否、正當與否。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作為戰後一直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的美國，如果依然秉持冷戰思維，必將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形成挑戰。例如，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由中國發起創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由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立場和反應，就頗能說明這一問題。在價值理念上，與中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反，無論是奧巴馬政府時期大力推行的“重返亞太”和TPP，還是特朗普政府採取的逆全球化舉措，毫無疑問都是基於你輸我贏、零和博弈理念的行為。
第三，來自西方世界的挑戰。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現有國際體系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歸根結底將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鑒於此，既得利益者常常出於一己之私而抗拒客觀現實的變化，從而使得這種改造和重塑工作更加艱難。例如，日本在參加亞投行問題上的患得患失心態即是明證。其二，以全新理念來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理念分布，歸根結底將是一個接受價值多樣性與否的自我改造過程，從而使得新理念的普及在一開始就注定面對巨大挑戰。例如，美國社會存在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性思維，即唯有美國民主理念才具有普遍性意義。因此，當談及用非西方理念重組現有國際體系理念分布時，不由自主地會認為這是在用“壞蘋果”驅趕“好蘋果”。
第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在戰後幾十年裡，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多年裡，類似“歷史終結”論的理念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以政黨制度為例，目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採取的都是西方式的政黨制度。這一事實預示，在改造乃至重塑現有國際體系制度性安排問題上、在改變國際體系現有理念分布問題上，要短期內全面扭轉發展中國家的思維面臨巨大挑戰。具體而言，無論是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被冠以“新殖民主義”的惡名，還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被“馬歇爾計劃”化，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概而言之，變化中的中國和變化中的世界，客觀上要求中國在中美關係中“回歸”制度和價值利益訴求，但與此同時，這種“回歸”注定是充滿挑戰的。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傳興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