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台灣當局的一些派駐“非邦交國”的代表機構，大搞“偷渡概念”的手法，趁著其駐在國奉行“姑息主義”的機會，偷偷地將其稱謂改為“彰顯獨立主權國家地位”的字眼，包括“中華民國”、“台灣”等。在馬英九時期，由於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並實行“外交休兵”，北京尚可“隻眼開隻眼閉”。而蔡英文上台後，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就不能再讓這種現象繼續下去了，因為很容易會被台灣當局將之演化為“台灣的獨立主權國家”的“既成事實”。因此，有必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消除這些有可能會被蔡政府所利用的稱謂現象。
蔣氏父子當政時，堅持一個中國的理念，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因而他們在對外關係中的目標是與北京在國際上爭奪全中國的代表權，採用“漢賊不兩立”的做法。應該說，這種做法，在“國家認同”和捍衛主權方面與北京有共的地方。因此，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中指出：“台灣當局一貫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
有一件趣事，就可看到蔣介石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及“漢賊不兩立”的政治態度。法國與中國建交時，戴高樂念及與蔣介石的私人友誼，而未在建交公報上提到與台灣當局“斷交”。而當時北京為了在西歐取得突破，也沒有強求法國作出此聲明。但卻必須盡快解決指示，由香港新華社出面，找了時任《星島日報》總編輯的周鼎幫忙。周鼎當即撰寫社論，批評蔣介石沒有宣布與法國“斷交”，是在搞“兩個中國”。由於《星島日報》當時是以“中華民國”為紀年，因而可以銷進台灣，讓蔣介石看到，很快就宣布與法國“斷交”，而解決了此問題。
一九七二年十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二七五八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合法席位。而在大會表決該決議前，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眼看大勢已去，就是按照“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宣布退出聯合國，並當即撤離聯合國大會會場。此後，在台灣問題上的國際鬥爭中，形勢明顯地向北京傾斜，斷絕與台灣的“幫交”而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越來越多，根據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吸收中國為正式代表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也越來越多。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蔣氏父子仍然沒有採“雙重承認”的“建議”，沒有在一個中國的則立場上後退。
但李登輝卻大搞“務實外交”，向“非邦交國”派出代表機構。不過，當時這些機構還多是以“台北商務代表處”或“孫逸仙文化中心”等的名義，倒也沒有抵觸一個中國原則。但在李登輝後期，卻紛紛將駐外機構升格為“代表處”或“辦事處”，不過，在稱謂上仍是“台北”。而在陳水扁時期，就偷偷地“正名”為“中華民國”或“台灣”。這已是在國際上進行“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以至“台灣獨立”的分裂活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