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接下來我們又講，分析這個學者的成長道路，就是你看他整個學術，我們叫學術人生，仔細說起來是大體分做幾個階段的，一般第一階段是幹什麼呢？我講是從學校畢業以後，第一階段我們說是寫論文的。 第二階段就是寫專著，第三階段就是寫教材。
寫教材是什麼呢？是通實的一種東西了，它不是說我個人的觀點，一定是能夠為大多數人，為這個社會所認可的這個定理、定律，就是這些基本的理論和基本的方法。
但是再往前走寫什麼呢？寫奏折，就是對這個社會發展的建議，你看大學者們走到最後的時候，往往就寫很短的東西了。在報上發表一個幾千寫字的東西，給黨和國家提供千方百計的政策建議，寫這個東西就寫的多了。所以你分析過來他的發展過程就會看看，往往寫論文是打基礎的，寫專著是在這個打基礎上，對他的論文進一步的升華，到寫到教材的時候，他已經有點什麼呢？有點俯視過去走過的學術道路這種境界了，他要把那些成型的，真正能視為規律的東西寫到教材當中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就是寫奏折，所以我們也體會到，就是真正做智庫研究不是誰都能做的。
他一定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們就提出第二個說法，叫做智庫研究是學術發展的最高階段，實際上這兩個判斷，智庫研究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另外一個智庫研究是學術發展的最高階段，都說這兩個判斷的意思是想告訴大家什麼呢？就是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不是分的很開的，兩者之間是有必然聯繫的，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做智庫研究，實際上是我們做學者的一個更高的追求。大家把這個事情搞明白之後呢，我們的大討論就算有了一定的結果，
我們怎麼說呢？應當是2011年7月份接受的這種轉型的任務，到2011年的12月29號正式掛牌，中間留給我們7個月左右的轉型時間。 當然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是非常高興的，就是很心悅誠服的接受了這項任務，並且比較順利的轉型到智庫的這種體制機制的道路上來，這是一個非常讓人能夠記憶深刻的事情。另外一個記憶深刻的事呢，就是我們的考核，考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過去做單純的學術研究的時候，大家雖然也在非常努力，但是擺設考核，你一年寫了多少東西啊，這個不願意，學者願意要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學習環境，我願意做就做，可能十年磨一劍，可能二十年磨一劍都是可以的，我在做研究，不願意讓別人管，但智庫不是這樣子，智庫是有任務的。
我們一直說不是你想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偏好什麼就研究什麼，不是這樣的，它是有任務的，有任務就得考核，要考核就得有標準。你不定量是不行的，當然了我們說的也有質的這種要求，但是質和量之間必須以量為基礎啊，這不容易，這是不容易的，我們也是經過了非常激烈的這種討論之後，應當是在半強迫、半自願的過程當中大家逐步接受了這種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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