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秘書處曾經歷了多次組織變動，於2010年更名為“未來戰略室”，該機構雖然不屬於三星集團旗下任何一個子公司，但這個被三星員工簡稱為“由室掌權，子公司掌財”的系統延續至今，三星各子公司的設計方案、分配資源和調整業務均由“未來戰略室”負責，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權體制。
“可以說，三星的未來戰略室，就是三星集團，乃至每個‘三星人’的‘大腦’，並為掌門人能夠專心做‘大決策’立下了汗馬功勞。”李國憲說。
而未來戰略室的解散，則意味著三星正在加速“立藩”，將權力下放到各個子公司，來實現平穩運營的目的。
此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三星集團高管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三星集團著手解體未來戰略室的背後，與李在熔本人認為‘承諾的事情應該盡快兌現’的意志有很大關聯。相信這個措施將有利於各個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獨立決策，我們也將走一條三星集團歷史上從來沒有走過的路。”
而上述在三星工作的金先生也有類似的感受：“雖然說，我的級別不可能直接接觸到李在熔。不過的確可以看到的是，三星集團的許多決策逐漸由集團轉向由各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決策的比例明顯提高。”
韓國政治分析家趙尚熙認為，三星將逐步形成由各大子公司、業務負責人進行日常運作經營，並由李在熔在獄中進行協調和大型項目的決定的體系。
“事實上，即便是在今年2月李在熔被逮捕以後，諸如追加投資等大事件，仍然是向李在熔親自報告並作出決策；而在韓國的各大財閥當中，這種‘獄中經營’並不罕見。”趙尚熙說。
趙尚熙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特別是在三星宣布關閉未來戰略室的情況下，若三星仍如其他財閥一樣，設置獨立決策機構，則很有可能招致輿論‘複活未來戰略室’的批判，這顯然對於即將面臨的審判是不利的；因此，三星將會選擇加強李在熔的‘獄中經營’的同時，試圖向各大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放權，擴大經營自主權。”
前述三星高管承認：“因受到李在熔被逮捕的影響，現階段雖然公司仍在正常運作，工作有條不紊地正在進行，但有關人事招聘、企業併購等戰略性的決策上，不可否認受到了一定影響。”並表示“特別是近年來蘋果、谷歌等大型巨頭動作頻頻，通過不斷擴張業務範圍以擴大生態圈；而即便是李在熔在獄中做出決策，在決策體系沒有整頓的情況下，相較於正常情況，局限性仍然很大”。
審判“舊財閥”
“我認為，李在熔獲刑對三星的負面影響，甚至低於Note7（對其的負面影響）。”家電業觀察家劉步塵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認為，三星是一家基於現代企業管理機制之上的家族企業，企業的運轉更多靠的是機制而非個人影響力。
而在公司層面之外，李國憲教授則從長期的角度上，擔憂三星李在熔案對於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考慮到韓國的中小企業，主要是依靠加入大型財閥的產業鏈生存的現實，而三星早已成為了韓國的標誌性企業，三星的危機，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更應該考慮對於韓國經濟帶來的就業、國家信用度等無形中、間接性的傷害。”李國憲教授說。
截至2016年6月，三星集團旗下在韓國境內共設有59個子公司，其中有15個公司已經上市；而其中之一的三星電子，更是占據了全韓上市公司市值的榜首。
據韓國首爾交易所的統計數據，全韓十大集團所有上市企業的市值總額為714.3320萬億韓元，其中三星集團一家就達到352.1560萬億韓元，遠遠超出第二名現代汽車集團的104.5941萬億韓元，占據了“半壁江山”。
而不僅是KOSPI指數，在原本為了分擔風險而設立的、由韓國200大企業構成的KOSPI200股指期權指數則直接演變成為“跟著三星電子的股價走”。
有業界人士分析，在KOSPI200指數的總市值1100萬億韓元中，三星電子一家就占據了220萬億韓元，占近20%；在此情況之下，這位業界人士不無擔憂地分析：占有三星電子近四成股份的外國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利用其信息和投資技巧上的優勢，通過運用原本為了“分擔風險”的期貨交易的買賣期貨選擇權的方式，將占有主導性的優勢。
“雖然這些機構和外國投資者，無法直接操縱KOSPI200期貨指數，但是完全可以通過操縱三星電子的股價，而達到其預期的目的；這也無形中為韓國股市的不穩定性增加了一個因素，在此過程中，最後敗北的很有可能就是散戶。”上述業界人士補充道。
朱鎮亨則表示：“事實上，本次審判的意義在於，不僅僅應該成為針對李在熔或三星集團的審判，更應該成為對於舊財閥體系，成為‘積弊清算’始發點的一場審判。”
“我們應該明確：財閥家族僅持有少數股份，卻通過複雜的股權結構，以及對於法律的‘鑽空’，實現對企業無孔不入的控制和對企業領導職務世襲式的占有，這種模式嚴重違背民主原則和商業精神。”朱鎮亨表示。
朱鎮亨認為“後李在熔時代的三星的去向，並不應該由三星判斷，而是應該由市場來做出判斷”，並舉例稱三星電子在首爾股票交易所的股價並沒有因為此前李在熔的被逮捕，而發生大幅度的跌落，相反三星電子的股價總體上仍然保持穩定上漲的態勢，每股股價一度突破230萬韓元，再創歷史新高。
他引用《華盛頓郵報》對於三星的批判：“三星的影響近乎可以與政府匹敵”。他表示，“文在寅政府上任時最主要的承諾，便是‘清算積弊’，改革國家；而如果無法就財閥進行改革，切斷數十年來持續的財閥與政治權力間的聯繫，則韓國的改革也將無從談起。”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