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辯解歸辯解，即使是大陸媒體發問時誤用了“適用”一詞，也無法掩飾，蔡政府將規範兩岸間，及台灣與港澳地區間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行為，硬塞到規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中去，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並非“不涉政治”甚至是“把政治問題無限上綱”。實際上，如果蔡政府是堅守蔡英文“五二零講話”中所宣示的“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的承諾的話，就應當像澳門特區那樣，將規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及“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規範，分別立法，而不是將兩者混淆在一起。蔡政府既然要證實自己對對岸“有善意”，就應將大陸及港澳地區“準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的條文剔除出來。這並不妨礙兩岸間的刑事司法互助。因為兩岸兩會已經簽署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其中就有蔡政府所要的合作打擊“背信、詐騙、洗錢”等跨境犯罪行為，及“贓款移交”等章節條文。
文章說，看來，蔡政府是採用了“掩耳盜鈴”的手法，明知將屬於一個中國內部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硬塞進規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中去，是屬於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卻有聲稱“不涉政治”。但正因為這個政治小動作太明顯了，因而越是辯稱“不涉政治”，就越是欲蓋彌彰。
蔡政府要將屬於“區際”範疇的台灣與大陸及港澳地區之間的定位，提升到“國際關係”的層次，估計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是在政治上，要將台灣與大陸、香港、澳門之間的關係，定位為“國際關係”，與蔡英文受命研擬的“特殊兩國論”，或陳水扁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論”，趨向吻合。或許，這是“漸進式法理‘台獨’”的一次“試水溫”動作。
其二、或許是要在與中國大陸“搶奪”電信詐騙嫌犯創造法律條件。實際上，近來連續發生大陸公安與當事國警方攜手合作，偵破機房設在當事國的跨境電信詐騙案件，當事國一來出於在政治上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二來在法律上，案中受害者多是中國大陸居民，執行屬人司法管理權原則；三來在刑事合作事務上，這些案件成功獲得偵岥，主力是中國大陸公安，台灣警方根本就沒有作出任何貢獻；四來台灣地區的法律，對此類犯罪行為的量刑度甚低，甚至是當事國將台籍嫌犯遣返台灣時，台灣警方在尚未進行訊問的情況下，就以沒有其人涉及該案的犯罪記錄，而在機場就地釋放，這些人又返回當事國繼續其犯罪活動；將台籍嫌犯交由大陸公安押送會大陸。為應對這種“屈辱”待遇，蔡政府採取立法的手段，為將電信詐騙的台籍嫌犯接回台灣提供法律依據，並伺機與世界各國尤其是將台籍嫌犯移交給中國公安的國家，洽簽“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
但是，蔡政府即使是立了法，但倘世界各國拒絕與台灣當局洽簽區際刑事司法協議，也將是“得物無所用”，“老鼠拉龜，無從下手”。 |
